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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时表示，未来努力方向是通过产品的标准化和批量化，以及改善储氢材料等方式降低成本。 我国高压加氢站是主流 加氢站方面，《中国汽车报》记者从一份研报中看到，目前，全球加氢站主要以高压储氢和低温液态储氢为主，全球加氢站中约1/3为液态加氢站，日本约半数加氢站为低温液态储氢配套低温泵加氢站，而我国的加氢站建设还处于发展初期，现阶段国内运营的加氢站均为高压储氢加氢站。 数据显示，设备成本占据国内加氢站建设的70%左右。根据测算，不含土地费用，国内建设一座日加氢能力500公斤、加注压力为35MPa的加氢站需要约1200万元，约相当于传统加油站的3倍。对于商业化运营的加氢站，除建设成本外，还面临着设备维护、运营、人工、税收等费用，折合加注成本约在13-18元/公斤左右。 对比看来，低压加氢站300万元的建设成本确实减小不少。同时，研发方称，该技术在加氢时采用无加压，不存储的加注方式可以降低加氢站设备与投资要求，占地面积由原先的3000平米大幅降至300-500平米；高压加氢站受到加压机以及高压储氢容量的影响，站内氢气存储量在500-2000公斤不等，而低压加氢站则不受存储量的限制；低压加氢站还可通过对现有加油站和CNG加气站稍加改造的方式投入运营。 大规模应用还有很长的路 在车载储氢技术方面，高压气态储氢是国内外的主流，并在燃料电池车上配装高压储氢瓶。同等体积下，压力越大储氢量越高，车辆行驶里程就更远。然而，受储氢瓶材料限制，我国高压储氢的压力多为35MPa，欧、美、日等国家采取的压力则是70MPa，这限制了我国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发展。 对此，有研工程技术研究院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低压固态储氢的压力仅为5MPa，绕过了高压储氢因高压受限于储氢材料的情况。低压合金储氢系统的制造过程从原材料到生产全部实现国产化，合金材料也可回收再利用。 另外，虽然高压气态储氢技术比较成熟，应用普遍，但是该技术存有泄漏、爆炸的安全隐患，安全性能有待提升。低压合金储氢的加氢系统、加氢站操作便捷迅速，加氢压力降低，体积小，安全程度高。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更符合中国国情、更安全、更经济的燃料电池汽车技术。”同为研发方之一的深圳市佳华利道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凌兆蔚说。 但在当前高压储氢为主流的情况下，低压合金储氢的推广难度很大。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指出，高压储氢产业已经在国内外逐步发展起来，低压储氢技术想要大规模产业化应用将面临与现有高压储氢技术推广竞争的态势，想要发展势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这个技术路线更可行的话，国外早就发展了，不会是现在高压储氢占主流的态势。”这位业内人士说，低压储氢技术路线走向产业化会面临相当大的挑战。 缺乏顶层设计是真正的拦路虎 欧阳明高表示，新一代的制氢技术在科学层面已经有突破，但如何实现产业化应用更为重要。 根据《中国氢能产业基础设施发展蓝皮书(2016)》，到2020年我国建成加氢站将达100座，2030年将达到1000座。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全球已建成369座加氢站，日本、德国、美国合计占比54%。我国排名第四，已建成23座，占比6%。其中，建站手续齐备的商业化加氢站6座。多数加氢站的规划设计、工艺流程及设备配置、氢源选择、自动控制系统等尚不能满足商业化运营要求，耐久性验证较少。 缺少国家顶层设计是真正的拦路虎，这导致加氢站建设的审批流程复杂、投资大、盈利能力有限、回报周期长等。魏蔚表示，单纯的加氢站建设时间在几个月左右，但是审批则较为复杂。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氢目前仍属于危化品，所付出的建设成本和时间成本很高。 据了解，目前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制造主要归口工业和信息化部管理，加氢站等基础设施建设尚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特别是加氢站用地审批难已经严重制约了加氢站的建设速度。就目前发展来看，我国已经出现了燃料电池汽车与加氢站数量不匹配的迹象，如果不改善将影响到整个产业化进程。（赵玲玲）(责编：鄂智超、连品洁)。齐扎拉：坚持高质量发展，推进西藏生态文明建设视频介绍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是党中央的重要战略思想。西藏地区始终坚持稳定是第一责任、发展是第一要务、民生是第一导向、生态是第一红线，正确处理“十三对关系”，明确“663”工作思路，奋力推进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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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增加了从储存/发射筒发射的能力，使“烈火-5”导弹具备了真正的快速反应能力。 “烈火-5”导弹是一种三级固体推进剂导弹，已经成功地进行了两次发射试验。这种导弹是在现有的“烈火”系列导弹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烈火-1”导弹(射程700千米)，“烈火-2”导弹(射程2500千米)，“烈火-3”导弹(射程3000千米)和“烈火-4”导弹(3500千米)。 研制“烈火-5”导弹的主要目的显然是针对中国。然而，北京已大大提高了其抗击来袭的弹道导弹的能力。 《简氏情报评论》最近发表了题为“太空入侵者——中国的太空战能力”的报告，其作者探讨了北京集中投入太空战的巨额资金。 这篇文章坦承，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开发一种反导系统，对印度导弹力量所带来的威慑性威胁具有显著的影响。如果中国能够有效地消除“烈火”导弹构成的威胁，它对印度的担心就会更少。 事实上，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一支有限的弹道导弹防御力量就能够保护中国东部的工业和人口中心免遭印度目前正在开发的远程弹道导弹系统的攻击……一种地区性的影响可能是中国有勇气在地区局势紧张的时候为自己的盟友或印度的对手，如巴基斯坦提供更大的帮助”。 由于能够抵消对手的攻击能力，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具有决定性改变战略平衡的潜力。 目前，只有美国和俄罗斯拥有有效的弹道导弹防御网络，尽管中国正在迅速接近这个水平，印度正在追求这种系统。 由于担心美国和苏联的导弹威胁，中国发展弹道导弹防御能力的努力早在1964年就开始了。 文章设想，如果中国拥有摧毁来袭的印度导弹的能力，新德里将被迫生产更多数量，更具毁灭性的弹头或采取更复杂的突防手段，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因此，印度将几乎肯定会为“烈火-5”导弹开发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MIRV)，每枚导弹将携带2-10枚核弹头。 对俄罗斯和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来说也同样如此，少量导弹的有限打击将不再能够保证真正的成功。相反，规模更大的齐射是必需的。 文章推测，解放军计划的另一个方面，也是作为其弹道导弹防御项目的补充，是打击“敌人”在太空的资产的能力。 其中的关键是反卫星武器，如SC-19导弹。这种导弹携带了既可以用于反卫星，也可以用于反导目的的35千克动能拦截器。 2007年，中国进行了导致争议的SC-19导弹发射试验，摧毁了一颗失效的气象卫星，形成了15万个空间碎片。 自此，SC-19导弹被用于另外两次已经得到证实的试验，一次是在2010年1月，另一次是在2013年1月。 然而，SC-19导弹不是中国拥有的唯一手段。 借鉴了俄罗斯的技术的“红旗-9”地空导弹已经发展成“红旗-9B”反战术弹道导弹。 美国国防部还声称中国已经研制了“红旗-19”导弹，一种与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相当的产品，美国陆军目前在关岛部署了一个连的该系统。 《简氏情报评论》的报告发出了一个令人注意的警告：“中国弹道导弹防御的发展，在技术上与美国的成就水平相当，落后的仅仅是部署”。 然而，中国的投资将迅速扭转这一局面，作者指出“中国在未来十年内可以达到或超过美国弹道导弹防御部署的水平”。 大型相控阵雷达是进行天基拦截的关键。 这些雷达能够在进攻或防御中使用，既能够支持任何反卫星攻击，也能够支持弹道导弹预警功能。 中国有四个已知的大型相控阵雷达站，能够覆盖俄罗斯、中亚、印度和台湾/东南亚的大部地区。 人们怀疑在台湾海峡附近的惠安雷达站可能有电子攻击设备，能够对付台湾部署在山上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AN/FPS-115“铺路爪”(PavePaws)远程预警雷达。 事实上，《简氏情报评论》的报告估计，“尽管有消除美国导弹威胁的潜力，但基本上没有对美军构成实质性威胁的能力，而地区感受到的最大影响是可能干扰台湾的弹道导弹早期预警系统，或中国日益增加的对海运航线的维护”。 不满足于目前的进展，中国正在不断地探索新的技术。 中国正在努力开发能够致眩、致盲或摧毁敌方系统，如成像卫星的高能激光武器。 这对美国这种如此依赖天基传感器的国家是一种严重威胁。 据报道，中国2006年9月用激光照射了美国的间谍卫星。美国国防部的定期报告称，中国将继续开发用于反卫星和反导的激光武器。 这还不是全部。中国可能正在开发在太空中悄悄地沿轨道飞行，等待攻击敌方卫星命令的共轨反卫星武器，即“杀手卫星”。 2013年9月，中国试验了一种有机械手的两用卫星，既可以是共轨“刺客”卫星，也可以是执行维修任务的卫星。它与目标卫星接触，从而表明中国有能力操纵和破坏其他卫星。 俄罗斯的消息来源透露中国在2011年底或2012年初进行了“神龙”小型空天飞机的试验。 与美国的X-37B“轨道试验飞行器”(OrbitalTestVehicle)大小差不多，“神龙”空天飞机“可以被开发成一种稍大的空天飞机，能够携带被动或主动的军事有效载荷”，《简氏情报评论》的报告预测。 中国显然在开发一些重要的能力，因此它既能够先发制人地打击，也能够反击用卫星或导弹瞄准它的任何国家。中国已经完全巩固了其在“星球大战”时代的地位。民航局：7月全国航班正常率超7成 取消1800余航班人民网北京8月15日电（记者乔雪峰）民航局运行监控中心副主任孙韶华在中国民用航空局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7月份共保障各类飞行531392班，日均17142班，日均同比增加%，日均环比增加%。全国航班正常率为%，同比提高个百分点，环比下降个百分点；机场放行正常率为%，同比上升个百分点，环比下降个百分点。孙韶华指出，7月航班运行主要是受到大范围的雷雨天气的影响，天气原因占全部延误航班的%，同比基本持平。其中，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厦门、青岛、广州、深圳、郑州、武汉、成都、重庆、乌鲁木齐等机场共有26800余班出港延误、926班返航备降、1800余班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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