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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车企业游走在生死边缘，最为敏感的莫过于与之深度联系的上游零部件供应商。毫无疑问，整车企业发展不利，自然会引起上游零部件企业的波动。那么，如何看待市场下行中的零部件行业？新形势之下，整零关系也即将走向新的历史阶段。砸向整车企业的诉状7月29日，万安科技发布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诸暨万宝机械有限公司(简称“万宝机械”)向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提交了民事起诉状，要求力帆股份旗下子公司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简称“力帆乘用车”)、力帆乘用车北碚分公司支付约万元货款。力帆汽车由“摩帮大哥”的尹明善创立，从摩托车业务逐步拓展至汽车领域，力帆集团市值曾一度达到100亿元人民币。近年来，力帆汽车转型求发展的步伐始终未停止，从摩托车制造行业杀进乘用车领域，随后在新能源汽车板块大量投入，他们一直期望有所作为。然而市场并不如其所愿。如今的力帆汽车，销量断崖式下滑，多笔债务到期，产品频频暴露问题，一时间焦头烂额。不仅市值腰斩，力帆汽车还被供应商、金融租赁公司、经销商集体催债。自主整车企业纷纷出局，已非个案。近段时间以来，包括北汽银翔、长江汽车、华泰汽车纷纷被曝欠款停产，汉腾汽车、长丰猎豹、东风风行、江铃汽车、君马汽车等车企也在苦苦挣扎。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造车新势力颠覆传统的豪言壮语再也“闭口不谈”。从“增量”发展时代进入“存量”竞争时代，汽车市场下行也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而与之休戚相关的上游零部件企业，则更如在刀尖上起舞，压力山大。“一切所为，只求自保”如果说整车企业欠款数额较少，能承担的地方必然会予以体谅，然而欠款数额已经影响到零部件企业的生存，作为上游供应商，在整体局势艰难的情况下，唯有按下‘止损键’，寻求自保。”对于万安科技起诉力帆汽车的事件，近日，有知情人士向《中国汽车报》记者如此透露。万安科技旗下全资子公司诉讼事项公告显示：自2007年起力帆乘用车、力帆乘用车北碚分公司持续向诸暨万宝机械采购制动器、离合器总分泵、真空助力器等汽车零部件，诸暨万宝根据订单按时发货，及时履行合同义务。公告还显示，从去年开始，力帆乘用车、力帆乘用车北碚分公司批量出现未能按期付款情形，尤其是开具的银行电子承兑汇票也未能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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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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