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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河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守刚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主题教育活动始终，切实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要落实重点措施，推动主题教育活动深入扎实开展，确保取得实效。要坚持刀刃向内，对标要求检视问题，以主题教育活动为契机，全面加强省各民主党派自身建设。根据会议安排部署，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将按照“新时代多党合作要有新气象、思想共识要有新提高、履职尽责要有新作为、参政党要有新面貌”“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的总要求，把学习教育、履职尽责、查找不足、整改提高贯穿主题教育活动全过程，实现加强理论武装、巩固政治共识、强化责任担当、推进自身建设的目标任务。各民主党派省委主要负责人李英杰、霍金花、龚立群、张亚忠、高体健、王鹏杰以及无党派人士代表出席会议。春节焦虑症你有吗？催婚成年轻人焦虑主要原因！人类不如现代社会，各种现代病也纷纷缠上了身，焦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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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短债基金经理邹德立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具有国资背景、信用良好的房企，往往能够进入金融机构的优质用户名单里，从而享受到较为宽松的融资条件和较低的融资成本。相对来说，民营房企则需要承受较高的贷款利率。”邹德立认为，随着近年来违约风险事件的发生，中小房企或加速退出市场，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证券日报》记者统计显示，发债的9家房企分别为：保利地产、招商蛇口、格力地产、华发股份、华侨城A、珠江实业、金地集团、万科A和香江控股。从发债规模来看，招商蛇口以56亿元排在首位。招商蛇口公告显示，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150亿元的公司债券获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2019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于6月25日发行结束，品种一发行规模为23亿元，票面利率为%；品种二发行规模为12亿元，票面利率为%。2019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则于7月12日结束，品种一发行规模15亿元，票面利率为%；品种二发行规模为6亿元，票面利率为%。此外，金地集团以亿美元（约亿元人民币）外债的规模排在第二位。金地永隆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在4月份和6月份分别发行3亿美元和亿美元的境外债券，票面利率分别为%和%。金地集团表示：“债券的成功发行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融资结构、拓展融资渠道，并为在境外市场建立信用打下良好基础，这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保利地产全资子公司恒利（香港）置业有限公司，于3月份通过其境外全资子公司PolyRealEstateFinanceLtd在境外发行5亿美元的五年期固息债券，其发债规模排在第三位，该债券票面利率%。此外，保利地产150亿元公司债券申请已于7月初获得核准批复，首期发行将于12个月内完成。具有12年债券投资管理经历的长城基金短债基金经理邹德立告诉《证券日报》记者：“房企海外发债融资，对于企业来说当然是好事，这拓宽了他们的融资渠道。一般来说，由于在境外的认可度不高，国内的地产公司在海外发债的利率较高，有时候甚至比国内发债的利率高出一截。如果发债利率较低，当然是好事。”(责编：许维娜、夏晓伦)。贪污公款的出纳为何要去监委自首？原标题：这个出纳贪污公款自首怎么不去公安局而去监委？前不久，一名贪污500多万元公款的“85后”出纳，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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