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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十九世纪中叶，急于向外扩张的英国，以鸦片和炮舰打开了清王朝这个封建专制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被突如其来的外来因素打断了。　　在此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刺激这种发展，对中国社会经济起到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一方面，则促进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　　这种情形，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些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中国的资本主义生长起来并得到初步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促进了封建社会的解体，但与此同时，封建剥削制度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明显优势。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使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变成一个半封建的社会。这是一个方面的变化。　　另一个方面的变化，是外国资本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外国侵略者的目的不是使中国的民族资本得到发展，而是要寻求更广大的市场，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丰厚的利润。为了这个目的，外国列强对中国采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尽管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仍保持着独立国家的形式，但在实际上已被纳入不平等条约体系，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清朝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这种状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　　上述重大变化，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沦落到深重苦难和极度屈辱的境地。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成为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　　这样，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在这两大任务中，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因此，如何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摆脱封建专制的统治，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解决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问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严酷的现实，激起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可是，历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也好，太平天国的农民战争也好，鼓吹爱国救亡和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也好，号召“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也好，一次次地都失败了。　　中国人是带着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二十世纪的。那时，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是一片濒临毁灭的悲惨前景。中国人民在进行各种未能成功的反抗之后，又起来革命了。　　二十世纪中国最初的革命领导者，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初步发展，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社会力量一一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初步成长起来，从而引起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但是，由于这时无产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它所参加的某些斗争，还处在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　　民族资产阶级得到初步发展并登上政治舞台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有了新的气象。1905年，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发起成立同盟会，提出了实质上是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并努力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个纲领。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辛亥革命开创了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社会进步的闸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并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特别是为后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它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所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孙中山因领导这场革命而成为二十世纪初期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　　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究其根本原因，是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很大的软弱性。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同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并害怕发动他们。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力量更没有勇气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辛亥革命以同旧的反动势力的妥协而告终，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没有受到削弱，封建势力依然在中国每一个角落盘根错节。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失败了。它的失败，给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逐渐觉悟到必须另外探寻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来源：中联部网站。两代艺术家 一生敦煌情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顶装饰（设计）常沙娜《光明日报》（2019年07月28日09版）【艺海撷英】1946年，常书鸿为了推广敦煌筹集经费，带着年仅15岁的女儿常沙娜在兰州“物产馆大楼”举办父女联展。73年往事，一位成为了“敦煌守护神”，一位成为“敦煌图案解密人”！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的“花开敦煌——常书鸿、常沙娜父女作品展”，是这对父女的作品跨越73载后的再次重逢。父女二人的油画、速写、壁画临摹、花卉创作、装饰图案设计、服饰设计等共200余件作品，贯穿了两代人在不同时期的艺术经历，将“花开敦煌”展览的核心精神——“守护与传承”娓娓道来，引发当代人思考面对自身文化应该承接的使命，也从另一视角诠释出“丝绸之路”的文化、艺术与历史意义。还记得1992年，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率团来到台湾参加敦煌学术讨论会，这是台湾敦煌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敦煌展首次与台湾观众见面。展览的盛况让我对敦煌有了第一次的怦然心动！敦煌的莫高窟壁画既是宗教艺术，又有着人世间的爱与无常。难以想象1000多年前，中国有着这么鲜艳生动的壁画创作。大量的供养人画生动传神，青绿山水体现出春意盎然的情调，山水中的人物着红色调衣服，耀眼夺目，整体画面却色调统一，绚丽多彩，过去了千年的敦煌就这么活在眼前。敦煌与常书鸿、常沙娜父女两代人有着血脉不解的深情。常书鸿1927年赴法国留学，是早期中国留法艺术家中油画的佼佼者，然而与一本《敦煌石窟图录》在巴黎塞纳河畔的偶遇，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也影响了女儿常沙娜一生命运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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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能在每年七月七相会，诉说衷肠，又在天色渐明时作别，等待来年再相逢。“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传说织女生得一双巧手，善女工，织得漫天云霞。凡间女子羡其巧手，希冀自己也能与织女一般灵巧聪慧，因此每逢七夕，女子便在月下穿针引线，乞巧祈福。据文献记载，七夕乞巧的风俗始于西汉。《西京杂记》曰：“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至唐宋，七夕节俗愈加繁盛。人们将庭院洒扫干净，院中张挂锦彩，陈设香案，献供花果饮食。李商隐曾作《七夕偶题》，歌咏七夕的热闹繁华：“花果香千户，笙竽滥四邻。”拜月祈愿、求赐姻缘与子嗣也是七夕的重要节俗。敦煌遗书中的《五更转》描述了几位女子从一更望至五更，企盼“牛郎”降临的热切心情。《长恨歌》中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千百年来让人唏嘘不已。“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其实古人七夕祈愿，不只限于姻缘与爱情，只是由于文学作品的渲染，为七夕蒙上了浪漫爱情的色彩。古时青年囿于男女大防，少有相会之机。欢快热闹的节庆活动则为美丽的邂逅创造了时机。上古时期，三月三上巳节便是男女欢会的好时候，明媚春光下，潋滟春水边，“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唐时长安元宵夜“十万人家火烛光，门门开处见红妆。歌钟喧夜更漏暗，罗绮满街尘土香。”宋代七夕被定为官方节日，举国欢庆，商业兴隆，汴京城“七夕前三五日，车马盈市，罗绮满街”。趁着节日的时机，女子走出闺门，踏青、逛街、观灯、赏月。盛装出行的女郎们比星月花灯更美，“笑语盈盈暗香去”，多少爱情亦随之而至。通观古代传统节日，男女相会与随之而来的爱情似乎只是节庆活动的衍生品，却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拥有无尽的感染力。那真挚、活泼的情感足够动人，历经千载依然传唱不休。在开放、自由的现代社会，男女约会已不需要假借节日之名。精明的商家却懂得利用节日开展营销，为情侣们过节创造出精美的礼物和丰富的活动。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传统节俗发生变化，不变的却是对幸福快乐的追求。不论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还是“陪你去看流星雨”，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始终如一，不断演绎出新的故事。（《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08月06日第07版）原题：今夕何夕遇良人责编：戴尚昀、牛宁。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评分居前 指纹功能成焦点原标题：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评分居前指纹功能成焦点　　本报记者彭妍　　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与成熟，各大银行纷纷发力手机银行APP，手机银行已成为多数用户接触银行的首选渠道。　　但是，手机银行既是拉近用户的工具，也会是拉开同业距离的“赛道”。《证券日报》记者近日查阅了33家上市银行的手机银行APP及用户评论情况。发现大行与全国性股份行的APP无论是下载量还是评分，甚至功能方面都普遍领先于众多中小银行。　　为何很多银行APP评分会不高？一个功能方面的例子或能说明问题。《证券日报》记者发现，目前多家中小银行的APP尚无指纹登录、指纹支付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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