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笔者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重大的民生新闻,地方有关部门也会动起来。春运期间,由于市场竞争的关系,部分汽车客运企业的客运量并不足,每天都有不少空置的座位。如果把这些空置座位捐出来给贫困农民工群体,对企业来说损失不大,又能做好事,何乐而不为? 随后,笔者与运输管理部门、客运企业对接后,爱心车票策划方案获得认可。 活动前,笔者走访了部分工地,了解到由于春运买票难,每年的回家车票对部分农民工来说是一个难题。公益新闻策划要能帮助有需要的贫困农民工解决实际困难,从这个初衷出发,《南国早报》坚定不移地启动了爱心车票活动,让部分贫困群众有机会免费坐车回家过年。在活动实施过程中,报社做好贫困对象排查,做好订票取票的服务工作,对有的贫困农民工家庭还送票上门。 从2007年至2019年,《南国早报》爱心车票大型公益活动每年春运准时启动,每年春运都能为几千名真正有需要的贫困农民工、贫困家庭人士解决春运回家难问题,得到了广大贫困农民工的好评。实践证明,公益新闻策划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必须要接地气,了解公益援助对象真实迫切的需要,要能帮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温暖方式推动问题解决 都市媒体的记者往往更关注舆论监督,因为舆论监督容易解决问题,实现和满足记者的使命感、成就感,但不是每个舆论监督报道都能解决问题。 在笔者都市新闻报道的实践中,首先见招拆招的单篇报道,容易淹没在稿件大海中,掩盖了新闻本身的潜在影响力,造成不少犀利的新闻虽然报道了,但由于没有人或者部门去推动解决,社会问题依旧;其次,一些社会难题使用高举高打的舆论监督报道,有的时候也只能隔靴搔痒。 这时,就需要新闻策划的力量,特别是用公益新闻的温暖方式,来推动社会问题难题的解决。这种正能量的方式有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此前,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增多,广西的高校课堂出现了学生沉迷玩手机、纪律散漫、无心听课的普遍现象,大学老师意见大,纷纷呼吁加大整治力度,还大学一个清静的氛围。 当时,有少数学校开始倡导无手机课堂,要求学生进教室上课前都要把手机统一放到一起,严禁上课玩手机。《南国早报》对这些个案进行了零散报道,但反响并不大。随后,《南国早报》进一步意识到,这是一个顺应潮流的新事物,如果能形成规范,并在广西高校甚至在全国高校推广,将是一个极好的新闻策划案例。 随后,《南国早报》推出《无手机课堂》公益新闻策划案,交由采访部门执行。在方案中,《南国早报》向全区高校发出倡议,联合建设无手机课堂,包括在自愿参与的高校主要教室,悬挂无手机课堂的标识;发放安放手机的布袋,大学生进课堂后将手机关机后统一放置在布袋中,下课再领取;发布无手机课堂校园公约,引导大学生正确使用手机。 活动启动后,《南国早报》记者走进一家家高校进行宣传,赢得了大多数学校的支持,不断有高校加入这一活动。通过公益新闻策划的方式,推动了全区高校实施无手机课堂方案。 经过《南国早报》的不懈努力,无手机课堂活动逐渐成为广西高校的课堂规范并被推广,有效地解决了高校课堂上玩手机泛滥的问题。 公益新闻的暖角度与一些揭黑打恶的追踪报道不同,它使用的是一种温情的方式,从正面去推动问题的解决。前者是一种润物无声的和风细雨,后者则是快刀斩乱麻的止痛。在某种环境下,温暖的公益新闻报道其实更有力度、更有效果。(责编:赵光霞、宋心蕊)。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一、近代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和辛亥革命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近代中国社会及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三,整零携手走向国际市场,而不仅仅局限于国内市场。
但是,东京迪士尼在执行过程中也体现出人性化的一面。在检票前的安检环节,工作人员会提醒自带盒饭的游客不能在园区内食用,需放在包内不能拿出或存放到储物柜中,如需食用则必须去往园区外特设的“野餐区域”。针对有食物过敏及有特殊饮食需求的游客,若同行人员在园内餐厅点餐,可以一同在餐厅内享用自带食物。
案件交由机场警区刑事部跟进调查。
乘务长立即前往发病乘客位置查看,发现乘客紧闭双眼边哭边说难受,并伴有手抖。
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18岁至24岁的观众占比仅为25%,25岁至35岁的职场人群才是主流受众,占比近6成。
几十年来,美国在同中国保持接触与合作的同时,多有对华牵制、打压、遏制的举动,包括对华贸易制裁、高科技封锁、在中国周边投棋布子等,但都无法阻挡中国和平发展的势头,更难编织一个对中国的包围圈。
比如,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我们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潜力,上半年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60%;面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困境,我们推动减税降费落地生根,今年将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
我国在通信技术标准领域经历了1G空白、2G跟随、3G参与、4G同步、5G主导的艰难奋斗历程,在移动通信标准领域逐步实现了话语权从无到有的全过程。
部分教师未能在课堂中运用好学术资源,未能提升课堂的深度,使课堂变得乏味、无味、无趣,学生便游离于课堂之外,高校思政课的成效也便由此降低。
他创立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俱乐部会员中不乏国际科学前沿研究的佼佼者,他也被会员们称为“科学启明星”。
2006年以来,中法文化之春已举办了多届,累计超过数千万名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