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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曾经阻挡了独龙族走向世界的步伐。全国总人口仅约7000人的独龙族,有4200多人生活在独龙江乡。这里地形为“两山夹一江”,高黎贡山和担当力卡山并肩高耸,独龙族群众就聚居在独龙江河谷地带。新中国成立之初,独龙族尚在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前几年,独龙江乡还处于深度贫困中。“在党中央关心和各部委支持下,云南省采取‘整乡推进、整族帮扶’的超常规措施,推动独龙族跨越式发展。”独龙江乡乡长孔玉才说。去年底,迪政当村最后一批15户51人脱贫出列,独龙江乡贫困人口清零。记者走访各个村寨,领略着独龙江乡的沧桑巨变——告别大雪封山,独龙江乡实现全年通车。以前,独龙人出行遇崖搭天梯、过江靠溜索,直到1964年才有人马驿道,1999年才通简易公路。2015年,独龙江乡公路升级改造完成,全乡告别每年有半年与世隔绝的历史。搬出篾笆房、木楞房,家家住上安居房。马库村29岁的唐小聪,童年最大的愿望是有个温暖的家,但以前住的篾笆房总免不了透风漏雨。2014年,他家搬进了温暖舒适的安居房。目前,全乡1100多户都住上了安居房。民生不断改善,人人都有社会保障。独龙江乡九年制学校、卫生院、养老院等民生项目相继建成,所有人都参加了医保,中小学生入学率100%。苦了大半辈子的“文面女”李文仕说:“我的晚年生活比蜂蜜还要甜。”保护绿水青山,生态环境更美独龙江乡生态环境好,森林覆盖率高达93%。恐龙时代的孑遗物种、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桫椤,在这里随处可见。河谷以上的原始森林中,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包括大量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植物和当地特有物种。“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生态环境,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这个理念在独龙江乡深入人心。”独龙族“老县长”高德荣说。近年来,随着独龙江乡迈上发展快车道,当地生态环境没有被破坏,而是变得更好了。历史上,独龙族长期“刀耕火种”。本世纪初,独龙江乡全面摒弃“刀耕火种”,实施退耕还林,同时禁止狩猎。孔玉才说,全乡70%以上的国土已被划入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使良好的自然生态得到妥善保护。一场农村能源消耗的革命在当地逐渐完成。以前,独龙族家家都有火塘,需要消耗不少木材。近年来,独龙江乡推行“节柴改灶”和“以电代柴”,给村民配发电饭锅、电磁炉等家用电器,木材消耗大幅减少。火塘依然有,但不再长年不灭,也不用砍树了,从山上或河滩上捡一些木材就够用。为保护生态环境,全乡聘了313名生态护林员。巴坡村森林资源管护队小队长木秋云介绍,护林员每个月巡山两三次,检查有没有乱砍滥伐、非法打猎或盗采保护植物等。她说:“现在偷偷砍树、打猎的现象基本没有了。”独龙人的“银行”,就在满目青山上多年以前,独龙族没有自己的产业,几乎也没有商品观念。现在,独龙族有了现代生态产业,走出了一条“不砍树也能致富”的绿色脱贫之路。孔玉才介绍,独龙江乡依托生态优势,注重“长短结合”,发展草果、重楼等药材种植和独龙牛、独龙鸡、独龙蜂等养殖业,已经初具规模。草果是独龙江乡最大的产业。这种作物种植在林下,产品可以用作药材和调味香料。目前,独龙江乡种植草果达万亩,人均接近16亩,其中一半左右已经挂果。2018年,草果给独龙江乡群众带来人均收入1800余元。龙元村村民和晓永是一名“致富能手”。他家种了60亩草果、3亩多重楼和1亩羊肚菌,养了5头独龙牛、5头猪和50只独龙鸡,投放了20个招引蜜蜂的蜂桶。他还有一辆面包车、一辆小卡车用来跑运输,媳妇在家打理小卖部和农家乐。可以说,当地能挣钱的活计,他家都在干,日子越过越红火。旅游是独龙江乡的潜力产业。因公路升级和景区建设而暂停开放两年后,独龙江乡今年10月1日将重新开放接待游客。这被当地寄予厚望,很多人跃跃欲试,准备从旅游业中“淘金”。迪政当村的村民白忠平最近在忙着盖客栈,马库村、巴坡村则打算把村民组织起来发展民宿和餐饮等。独龙江乡党委书记余金成表示:“从长远来说,独龙江乡要走一条自然生态与独龙文化融为一体的旅游发展之路。”(新华社记者伍晓阳庞明广杨静新华社昆明6月30日电(责编:王瑶、初梓瑞)。推动落实落地建设模范机关原标题:推动落实落地建设模范机关7月9日,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连日来,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党员干部,通过各种形式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教育整训活动由支队党委统一领导,支队党委委员按照包片分工原则与联系点单位实行“责任捆绑”,成立了由支队长邹丰、政治委员李长春任组长,其他部门领导为成员的集中教育整训工作领导小组,并下设教育组、整训组、宣传组、督导组四个工作组,政治处统筹协调各项工作推进落实,确保各项工作责任明确、抓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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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生活垃圾管理不能“一刀切”,不宜规定全国统一的生活垃圾分类方式。  但现行的垃圾分类标准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用列清单的方式难以涵盖数千种垃圾成分,也不利于居民记忆。更重要的是,后端要有分别处理的手段。  新京报:目前各地生活垃圾多分为四类,有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分类?  王维平:要细化,分得越细,后期处理越方便,可回收垃圾也越值钱。但具体细化到什么程度,根本上还取决于后端处理水平,只有处理设施和手段达到了相应标准,才能往下细分。  此外,生活垃圾分类方式应遵循由简入繁,循序渐进的原则,不能急功近利。对各个分类要标注明确,易于居民理解和操作。  谈垃圾治理法规  完善法规生活垃圾分类有法可依  新京报:北京很早就开始推行生活垃圾分类,为什么多年来实际成效不明显?  王维平:1995年,我刚从日本回国,那时国内一些社会环保组织已经在发动生活垃圾分类,政府也很支持。但当时大家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系统性、需要的条件、合理的分类方式缺乏全面认识,没意识到后续的产业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多方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前面分类,后面混装混运,混合处理,没有效果。  2008年,北京选了3000多个小区作为试点,实现居民分别排放,各类垃圾分别运输,分别处理和加工利用。这时后端的各种处理设施和产业链已经形成,条件就比较成熟了。  法律不完善是另一个原因。1995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此前没有关于垃圾的法律,但该法律没有涉及垃圾分类。2005、2013和2016年对这部《固废法》进行修订,但修订后没有提及垃圾分类。  2017年,全国人大组织《固废法》执法检查,这部法律再次进行大面积修改。今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修订草案,明确要求加快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系统。  今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也将提请至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进行首次审议。法律法规将进一步完善。  这些条件具备了,垃圾分类才开始有法可依。  谈农村垃圾处理  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设施  新京报:你何时开始关注农村垃圾问题?  王维平:2006年起,我开始关注农村垃圾处理问题。北京行政辖区面积16400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约2700平方公里,目前的垃圾管理统计数据只是这2000多平方公里的建成区。余下的农村情况,刚刚开始介入管理。  新京报:农村和城市垃圾管理有什么不同?  王维平:农村面积大,人口少且居住分散,人员结构相对简单,垃圾怎么分类、运收和处理一直是个难题。大型垃圾焚烧处理方式,低于600吨/日,垃圾焚烧不能产电,填埋场要达到1200-2200吨垃圾/日,使用寿命20年以上,每吨处理成本才最低。但农村没有那么多垃圾产量,运输到其他地区处理,需要付出昂贵的运输和处理资金。  新京报:怎样解决农村垃圾处理的问题?  王维平:我认为要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垃圾处理设施,就近就地解决,得有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摸索运营经验,当然更应该明确统一的责任部门,统一核算。  谈我国垃圾问题  超1/3城市面临“垃圾围城”  新京报:目前中国的垃圾问题有多严峻?  王维平:随着国家人口、城镇化率、居民消费水平增长,垃圾问题越来越突出。根据住建部此前披露的信息,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  新京报:垃圾围城会带来什么问题?  王维平:带来的首要问题是污染。垃圾污染土地、水、空气,影响人体健康,造成呼吸道疾病、痢疾、癌症等疾病发病率提高。  其次是资源浪费。垃圾填埋场使用的土地,填满后成为一座垃圾山,彻底丧失使用价值。垃圾中混有大量玻璃、金属等可回收利用资源,如果不加分类直接填埋,会造成资源浪费。  越来越多的垃圾还需要投资购买更多垃圾车,增设处理厂,给社会增加经济负担。  新京报:怎么解决垃圾围城问题?  王维平:最优对策是减量化,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减少垃圾产生。1989年,东京的垃圾产生量达到峰值,由于推行了垃圾减量化行动计划,到2018年,东京垃圾产生量比1989年减少了56%。  还有资源化和无害化措施。资源化就是把垃圾中有价值的部分进行再利用;无害化是在垃圾收运、储存、处理的全过程中减少或避免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新京报记者黄哲程。迈上小康路生活变了样(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来自一线的蹲点调研)  得知要去独龙江,记者心头一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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