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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研发方给出的低压固态储氢技术(合金固态储氢)与国内主流的35MPa高压储氢的数据对比。从图中可以看出,低压储氢的优势主要在于需要的储氢设备的体积小,加氢站设备成本低。但劣势在于储氢罐重量大,储氢系统成本高。 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副研究员尚勇指出,该技术可以使运输、储存到加注环节的压力降低下来,这样就可以绕过国外的氢压缩机以及储罐的技术壁垒,实现自主突破;另外在储氢密度上又能提高三倍,初步计算可以产生20倍的放大效应。 “目前,我国没有高强度的碳纤维和高压的压缩机,因此采取低压合金储氢技术路线是可行的,也具有一定创新性。”中国科学院院士都有为评价说。 当前更适合公交领域 但是,储氢罐重量偏重带来的成本问题确实也难以忽视。“从给出的各项数据上来看,目前的低压储氢技术更适合公交领域。”张家港氢云新能源研究院院长魏蔚对记者表示。 魏蔚指出,低压车载储氢系统的重量是现在高压储氢方式的三倍以上,因此低压储氢系统当下的目标定位应该是对重量不敏感的车型。毕竟,车辆重量的增加,意味着终端用户使用成本的增加,再加上系统成本偏贵,因此该技术目前更适合的应用场景主要是以政府采购为主、成本相对不很敏感的公交领域,而向其他领域拓展应用的难度较大。同时,公交车作为大量载人的交通工具,对安全性要求更高,相比之下也更适合低压储氢技术路线。 对于成本问题,该技术的研发方之一——有研工程技术研究院教授级高工蒋利军表示,低压合金储氢技术目前确实存在重量偏重的问题,百公里耗氢量比高压储氢多公斤,按照目前每公斤50元的价格计算,百公里增加的用氢成本是15元。他同时表示,未来努力方向是通过产品的标准化和批量化,以及改善储氢材料等方式降低成本。 我国高压加氢站是主流 加氢站方面,《中国汽车报》记者从一份研报中看到,目前,全球加氢站主要以高压储氢和低温液态储氢为主,全球加氢站中约1/3为液态加氢站,日本约半数加氢站为低温液态储氢配套低温泵加氢站,而我国的加氢站建设还处于发展初期,现阶段国内运营的加氢站均为高压储氢加氢站。 数据显示,设备成本占据国内加氢站建设的70%左右。根据测算,不含土地费用,国内建设一座日加氢能力500公斤、加注压力为35MPa的加氢站需要约1200万元,约相当于传统加油站的3倍。对于商业化运营的加氢站,除建设成本外,还面临着设备维护、运营、人工、税收等费用,折合加注成本约在13-18元/公斤左右。 对比看来,低压加氢站300万元的建设成本确实减小不少。同时,研发方称,该技术在加氢时采用无加压,不存储的加注方式可以降低加氢站设备与投资要求,占地面积由原先的3000平米大幅降至300-500平米;高压加氢站受到加压机以及高压储氢容量的影响,站内氢气存储量在500-2000公斤不等,而低压加氢站则不受存储量的限制;低压加氢站还可通过对现有加油站和CNG加气站稍加改造的方式投入运营。 大规模应用还有很长的路 在车载储氢技术方面,高压气态储氢是国内外的主流,并在燃料电池车上配装高压储氢瓶。同等体积下,压力越大储氢量越高,车辆行驶里程就更远。然而,受储氢瓶材料限制,我国高压储氢的压力多为35MPa,欧、美、日等国家采取的压力则是70MPa,这限制了我国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发展。 对此,有研工程技术研究院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低压固态储氢的压力仅为5MPa,绕过了高压储氢因高压受限于储氢材料的情况。低压合金储氢系统的制造过程从原材料到生产全部实现国产化,合金材料也可回收再利用。 另外,虽然高压气态储氢技术比较成熟,应用普遍,但是该技术存有泄漏、爆炸的安全隐患,安全性能有待提升。低压合金储氢的加氢系统、加氢站操作便捷迅速,加氢压力降低,体积小,安全程度高。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更符合中国国情、更安全、更经济的燃料电池汽车技术。”同为研发方之一的深圳市佳华利道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凌兆蔚说。 但在当前高压储氢为主流的情况下,低压合金储氢的推广难度很大。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指出,高压储氢产业已经在国内外逐步发展起来,低压储氢技术想要大规模产业化应用将面临与现有高压储氢技术推广竞争的态势,想要发展势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这个技术路线更可行的话,国外早就发展了,不会是现在高压储氢占主流的态势。”这位业内人士说,低压储氢技术路线走向产业化会面临相当大的挑战。 缺乏顶层设计是真正的拦路虎 欧阳明高表示,新一代的制氢技术在科学层面已经有突破,但如何实现产业化应用更为重要。 根据《中国氢能产业基础设施发展蓝皮书(2016)》,到2020年我国建成加氢站将达100座,2030年将达到1000座。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全球已建成369座加氢站,日本、德国、美国合计占比54%。我国排名第四,已建成23座,占比6%。其中,建站手续齐备的商业化加氢站6座。多数加氢站的规划设计、工艺流程及设备配置、氢源选择、自动控制系统等尚不能满足商业化运营要求,耐久性验证较少。 缺少国家顶层设计是真正的拦路虎,这导致加氢站建设的审批流程复杂、投资大、盈利能力有限、回报周期长等。魏蔚表示,单纯的加氢站建设时间在几个月左右,但是审批则较为复杂。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氢目前仍属于危化品,所付出的建设成本和时间成本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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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赛事设有机器人创意设计大赛、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FLL机器人工程挑战赛、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教育机器人工程挑战赛5个大项,共有来自全国的525支队伍参赛,包括1485名学生和500多名教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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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德里地铁上,一起典型的偷盗案场景是:一位拉着行李箱的游客在自动扶梯上整理物件,在短短几秒钟的时间内,两个看上去很正常的男人出现在他背后,快速地打开行李箱,将里面的现金和手机偷走。而游客在抵达机场或酒店后才发现自己的东西没了。另一个典型的偷盗现象是:一位女乘客正在地铁站的扶梯上接电话,盗窃团伙中的一人过来和她对话以此来分散其注意力,团伙中的另一人趁其不备,将她的手包拉开偷走物品,这全程用不了几秒钟。最要命的是,团伙里的第三个人会将赃物带走离开,以防止被人发现。在地铁站巨大的空间内,流量如此之大,这类团伙作案屡屡得手。警方说:“但500这个数字是波动的,现在度假季开始后,很多小偷会转移到热门城市甚至境外作案。比如,在8月份,马德里地铁里的小偷数量会减少,其中一部分人去海滨城市寻找偷盗机会,或者干脆直接去(捷克)布拉格或意大利。”2018年,马德里地铁共发生了超过万起犯罪案件,其中1万件与偷盗有关。警方认为,很多时候难以用证据证明某个人是小偷,偷了手机或钱包,但却能从这个人身上找到他人报案失窃的物品。警方警告称,近几年,马德里地铁的偷盗案数量一直在增长,尤其是上下班高峰期、重大足球赛事开始前,都是小偷行动最频繁的时间段。一名经验丰富的便衣警察表示,一般有重要足球比赛的时候,比如晚上8时,地铁乘客数量大大减少,而这个时候小偷也减少了犯罪行动。警方通过长期执法发现,6路地铁环形线几乎所有站都出现过小偷的踪迹。此外,地铁1号线、5号线和10号线位于市中心的多处车站,均是小偷作案频繁的区域。“尽管我们掌握了小偷作案的部分规律,但由于天气、节假日、球赛、旅游季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要想进一步加强打击偷盗现象的力度就有相当大的难度了。”这些小偷几乎都是外国移民西班牙国家警察交通巡逻行动组资料显示,从国籍来看,小偷最多的是罗马尼亚人,其次是保加利亚人。摩洛哥人、秘鲁人和古巴人中也有一些人长期从事偷盗犯罪,而西班牙本国人几乎很少涉及这一领域的犯罪。而因偷盗损失财物的国外人中,以日本人、中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三大外国人群体被小偷群体普遍认为喜爱携带现金。交通巡逻行动组的一位警察表示,曾有中国游客在地铁上被偷走了8000欧元现金。不过,最高的被盗记录则发生在一个阿根廷游客家庭身上,他们一家人正在欧洲旅行,途径西班牙马德里时,在地铁里被盗走了1万欧元现金。警方说:“根据大量案件记录来看,小偷的年龄呈多元化,数名常年活跃的小偷甚至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他们一生都在行窃,从未做过其他事情。”警方还提醒,周日清晨也是偷盗案件频发的时间段。通常在一处地铁站内会有不少乘客因为周六晚上狂欢而陷入昏昏沉沉的状态,有些人甚至在站台或车上睡着,不少职业小偷会使用刀具割开他们的衣服或包,盗走财物。警方说:“这小偷与其他小偷不同的是,如果他们在作案时发现受害者醒来,就立刻逃走。他们之所以不会使用暴力手段是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如此犯案程度将更加严重,入狱的可能性更大、被判监禁的时间更长。”在谈到逮捕和判刑的问题时,警方表示,小偷作案得逞的基本所得可以是20或30欧元,如果运气好,他们每天能赚200至300欧元。但根据法律规定,盗窃案涉案金额不足400欧元被视为轻微犯罪,作案者不会被判监禁,但会被处以1至3个月不等罚款。被偷的手机,几乎都被卖到了北非和东欧马德里地铁里的监控摄像头越来越多,其中一些可以全程跟踪录像一整条地铁线路。摄像头展示了一个偷盗案场景:一名年轻人正在用蓝牙耳机听音乐,当地铁停靠在一处站台时,他身体不由自主地倾斜,此时此刻他抓住把手避免摔倒,与此同时车门打开,十几名乘客上上下下。就在这10多秒的时间内,他口袋的手机已经消失了,而当他发现手机没了已经是地铁行驶至下一个站台的事了,小偷则早就离开了地铁站。警方表示,小偷得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话,丢掉SIM卡,然后立即关机。他们有专门的黑市渠道销售这些偷来的手机,然后有专门的程序员重新编码以防被警方查获。最终,这些手机被卖到北非和东欧。(原标题:西班牙马德里地铁盗窃猖獗中国游客成主要作案目标)责编:刘金鹏。三部门发文 扩大在证交所参与债券交易的银行范围8月6日,《证券日报》记者从中国证监会获悉,近日,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保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银行在证券交易所参与债券交易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就扩大在证券交易所参与债券交易的银行范围进行了明确。
比如现在的香港,它就是利用了部分学生和一些社会底层民众来实行计划;其次是借突发事件制造一种理由和舆论,也就是实行“颜色革命”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