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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五一、端午期间“四风”问题监督举报曝光专区通报24期1411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其中，违规收送礼品礼金问题218起，占全部问题的15%。
2014年1月,共青团莆田市委、莆田市妇联等部门联合对林某进行劝解教育,林某书面保证不再殴打小龙,但事后依然再犯。同年5月29日凌晨,林某再次用菜刀割伤小龙的后背、双臂。申请人梧店村村民委员会以被申请人林某长期对小龙的虐待行为已严重影响小龙的身心健康为由,向法院请求依法撤销林某对小龙的监护人资格,指定村民委员会作为小龙的监护人,获得法院准许。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长期关注撤销监护人资格问题。佟丽华告诉记者,关于撤销监护人资格,在民法总则、未成年人保护法中都有相关原则性规定,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有时很难得到落实,导致有些严重侵害孩子权益的父母没有受到有效惩罚。“在这种情况下,林某虐待子女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案让我们看到,法院充分发挥少年司法能动性,本着保护孩子权益的原则作出相应判决。”佟丽华说。这个判决影响深远。2014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各级人民法院处理监护权撤销案件的相关问题作出较为明确的规定。林某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案是在意见出台之前作出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判决,开创我国撤销监护权之先例,为意见中有关有权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主体及撤销后的安置问题等规定的出台贡献了实践经验。记者注意到,2017年出台的民法总则用3个条文对撤销监护权的程序作出规定,而正在讨论大修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还将细化监护侵害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措施,重点对临时监护制度进行设计。根据民法总则第36条的规定,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并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何挺认为,监护权的确定与监护权的撤销同样重要,撤销之后必须确定一名监护人,不然将对被害人造成更大伤害。有僵尸条款之称的撤销监护权民法制度近年来被激活,但发挥作用的方式仍显单一12岁女孩小芳的母亲在外务工,小芳留守家中由亲生父亲杨某独自监护,杨某竟借机性侵小芳长达数月。2018年12月11日,经四川省叙永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杨某因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犯强制猥亵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6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案发后,叙永县检察院向当地妇联发出检察建议,启动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程序。2019年4月1日,法院判决撤销杨某的监护人资格。“悲剧源于监护人的人性丧失,被害人所承受的伤害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办案检察官、叙永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古智敏为小芳的遭遇感到痛心。尽管已将小芳的生父杨某绳之以法,古智敏依然觉得检察机关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应尽一切可能防止杨某利用监护权再次伤害被害人。“监护人被判刑不代表监护权当然丧失,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撤销监护权成为必然的选择。”古智敏认为,监护权被撤销不意味着抚养义务消灭,检察机关将督促小芳的生父杨某履行经济上的抚养义务。关于撤销监护权诉讼的提起主体,两高两部监护意见第27条规定了4类,即未成年人其他的监护人,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关系密切的其他亲朋好友；未成年人住所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单位；民政部门及社会上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共青团、妇联、关工委、学校等团体和单位,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一般由前款负责临时照料未成年人的单位和个人提出,也可以由其他单位和个人提出。“撤销监护权的民法制度以前被叫作僵尸条款,这个条款近年被激活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马忆南说,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在司法过程中,监护制度的使用仅仅停留在监护权撤销这种极端型案件中,非常单一,希望监护制度未来能够进一步完善。“我们正在呼吁完善民法总则的监护制度,把总则里的监护制度细化在婚姻家庭篇,以便将来对司法起到更加细致的指导作用。”马忆南说。因监护缺失、监护不当或监护侵害导致未成年人陷入困境,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及时介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因监护缺失、监护不当或监护侵害导致未成年人陷入困境,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及时介入,优先确保儿童人身安全。对上述困境儿童实行强制报告和举报机制,由公安机关、儿童福利机构、社区、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等共同应急处置,并根据监护人的相关情况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于确实不宜由原监护人继续监护的,按照法律相关规定开展监护干预机制。记者了解到,北京一中院正加强建立对监护失格困境儿童的保护措施,积极构建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护为兜底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切实保障儿童生存、发展、安全权益。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指出,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发展、需求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其中之一是缺少统一的转介机构,导致资源分散。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处长杨剑此前在司法案例大讲堂上讲道:“儿童权益保护涉及两大问题,一个是生活兜底,一个是监护兜底,民政部门提供生活兜底责无旁贷,监护兜底上也没有任何意见。凡是出现监护不到位、监护没落实问题,都要追责。”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一中院正在尝试推行强制报告义务,建立未成年人从业禁止人员库,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教育、救助等特殊职责的单位和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受侵害时,应当及时向未成年人保护部门或公安机关报案并备案记录,逐步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社会警示系统。此外,北京一中院建议从顶层设计优化未成年人保护环境,探索创设国家监护职能的儿童权益代理人制度、强制亲职教育程序,立法建立互联网信息分级制度,全面规制涉未成年人不良网络信息。“从法律层面上讲,强制亲职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让家长明白,如果其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将被追究法律责任。”北京一中院相关负责人说。（记者张晨）(责编：郝孟佳、熊旭)。卫健委：2018年各级财政对公立医院直接补助2705亿卫健委体改司巡视员朱洪彪14日透露，各级财政对全国公立医院的直接补助从2010年的849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2705亿元，年均增长%。卫健委14日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国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进展情况和2018年度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典型经验。会上，朱洪彪巡视员介绍全国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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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大查处力度的同时，把查处问题与督促整改结合起来，坚持一案一总结，注重从典型案例中深入剖析案发原因，发现制度上的漏洞、监管上的盲点，推动形成靠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长效机制，防止同类问题再发生。”该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创新方式方法，通过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参观警示教育基地、旁听庭审等形式，把警示教育抓在经常、融入日常，深化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堵塞监管漏洞。 不久前，四川省纪委监委出台自办案件处分决定宣布暨警示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宣布处分决定应在处分决定作出后一个月内进行，并要求每查处一起省管干部违纪违法案件，都向受处分人所在单位党组织宣布处分决定，召开处分决定宣布暨警示教育会议，面对面宣布通报、面对面剖析总结、面对面忏悔反思、面对面督促整改，设置播放忏悔视频、案发单位主要负责人表态、召开反思座谈会等环节，发挥身边人身边事的警示教育作用。 “把处分决定宣布与深化警示教育同步开展，将处分决定由单纯的‘一页纸’变为立体化的、触及灵魂的警示教育‘一堂课’，发挥以案促改作用。”四川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去年以来，该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现场宣布处分决定为契机，开展警示教育5700余次，受教育干部逾8万人次。 河南省扎实推进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常态化，在全省范围内深入推进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工作，通过身边的典型案例“活教材”，既警示教育干部又堵塞制度漏洞，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同时针对各典型案件暴露出来的问题，围绕授权、用权、控权等环节，查漏补缺、建章立制，持续净化优化全省政治生态。今年以来，河南省178万余人次接受警示教育，召开以案促改专题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万次，针对万起案件开展以案促改，查纠问题万个。 以案促改目的在“改”，把反面典型这个“活教材”用好用足，既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从典型案例中汲取教训、引以为鉴，又积极查找症结、堵塞漏洞，防止同类问题反复发生。辽宁省纪委监委梳理该省国企领域近年来发生的10起典型腐败案件，撰写案例剖析报告，分析发案原因，提出对策建议。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制定《省属企业党员领导干部“十不准”》等15项制度，进一步扎紧制度笼子。山东省纪委监委印发关于4起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通报，结合该省纪检监察干部“十严禁”规定，瞄准纪检监察干部日常工作生活中的高风险点和容易发生问题的环节，设禁区立规矩划红线，进一步严明纪律。（记者赵耘甲）(责编：肖鑫、高丽)。科技舆情观察：小鹏汽车新品引不满 应对迭代风险还需换位思考图：网民主要观点分布在网民观点方面，接近八成的网民认为老款车主要求无理。
他的不设防和谦虚真诚使你很难将他与央视走红主持人身份联系起来。
“1、2、3，敬礼……”7月18日，在四川金堂籍抗美援朝老兵郑洪兴的家中，随着相机快门“咔嚓”一声，一张盼了十多年的三代军人全家福，终于在人武部的帮助下拍摄完成。
白皮书充分展现了中方避免陷入“零和博弈”的陷阱，致力于构建互利双赢的发展逻辑，寻找符合双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而这里面不可或缺的一点就是，医生应该成为器官捐献而非买卖的代言人，进而取信于那些患者及其家属。
让劳动教育成为终身教育的一部分，实现家庭、学校、社区、社会、职业教育一体化。
我想，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同样具有样本价值，同样对同行有着实验价值。
这位受过专业培训的社会学家与国民经济学教育学家生长于纽伦堡；曾经在媒体与专业研究领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