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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北京8月12日电记者丁怡婷、刘毅、韩鑫、张腾扬、靳博、刘洪超、潘俊强、欧阳洁、游仪）(责编：初梓瑞、王静)。【地评线】潜力巨大、韧性十足，中国经济各方看好推荐阅读人体器官捐献是一项严肃的事业，需要每个环节的严谨、负责来维持公信力。“假捐献”虽然是个案，但恶劣影响非常广。一旦信任被打破，或许正规器官捐献都会受到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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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救援衔条例》，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增强消防救援人员的责任感、荣誉感和组织纪律性。

举办研修班的目的，主要是对县委书记进行系统理论培训和党性教育，引导县委书记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迟发600元爱心款 乡镇干部受处分原标题：爱心款为何迟到225天一笔600元的爱心款，在湖南省资兴市回龙山瑶族乡政协联络工委主任金某手中“逗留”了225天后，才发放到受助人手中。8月13日，湖南省资兴市纪委对金某宣布党内警告处分决定时，金某才深刻领会到“群众利益无小事”这一句话的分量:“我一定吸取教训，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正。”“有时间就给送过去”2017年5月，湖南省资兴市政协实施“扶贫·助学·善行”爱心工程，资助本市在校中小学生中的孤儿和成绩优异但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帮扶期为5年，每年每人扶助600元。家境贫困的回龙山瑶族乡七里村村民陈某家有两个孩子，属于受助对象。“2017年，我家两个孩子都领到了爱心款。但到了2018年，老三领到了，老二却没有领到。”陈某说，她到市政协打听，得知因老二不在本乡镇上学，而将爱心款委托给乡政协联络工委主任金某负责发放。陈某主动电话联系金某，金某答应“有时间就给送过去”。但经过多次电话催促，金某也未将爱心款送到。爱心款迟到了225天今年5月8日，资兴市作风办得知此事后致电询问，金某才在当天急忙将爱心款发放到位。“这次多亏了纪委的同志，我还以为这笔钱拿不到了。”陈某告诉记者，5月8日上午，她接到了金某的电话。1个小时后，金某就将老二的600元爱心款送到了家中。据了解，从回龙山瑶族乡政府到陈某住处约20公里，手机地图导航预计车程30分钟，金某从接受委托到将爱心款发放到户，却用了225天。“作风办过问后，爱心款1个小时就送到了。之前多次催促，竟然半年多没响动。这种慢作为、不作为的行为，是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必须严肃查处！”6月26日，湖南省资兴市纪委对金某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群众利益无小事“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出现这样的问题确实不应该，希望能吸取教训，引以为戒。”“群众利益无小事，工作忙不能成为违纪的借口。”“虽然他平时工作表现好，但这事涉及到教育扶贫，影响很坏，个人认为应该给予党纪处分。”7月25日，资兴市回龙山瑶族乡机关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讨论金某违纪问题的处分意见，党员们纷纷提出批评意见。最终，金某因违反群众纪律，无正当理由长时间拖欠受助学生的扶助款，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记者张斌刘燕娟）(责编：贺鑫城(实习生)、孝金波)。29个省市公布外贸“中报” 业绩增长受自贸区拉动日前，海关总署发布了我国外贸进出口“中报”，我国上半年进出口总值为万亿元，同比增长%。

　　20世纪50、60年代香港电影工业蓬勃，电影资料馆获拨款后首年数码化的电影中，不少是于这时期出产，10部包括李小龙的早期电影、关德兴的黄飞鸿系列、陈宝珠的“珍姐邦电影”、“鬼才导演”杨工良拍摄的恐怖片等。　　杨可欣表示，获拨款后数码化的电影较多为孤本，不少纳为馆藏后从未放映，“得一个拷贝件，尽量不会使用，因为胶片经放映机每播一次，无可避免会有耗损”。　　杨可欣称一直从不同渠道搜集胶片，近年较重要的一批来自旧金山一家结业戏院，是20世纪30、40年代战前的香港电影胶片，是很重要的文化遗产。

（杨有宗/上海报道）(责编：王醒、王静)。创新，为世界经济开辟增长源泉（从杭州峰会走来）　　编者按：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系列活动中，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构建创新型、开放型、联动型和包容型世界经济的主张，全面阐述中方的全球经济治理观，着眼困扰世界经济的难题，给出了中国答案，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肯定。杭州峰会的众多理念和倡议，成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以及即将举行的大阪峰会确定议题的智慧源泉。　　习近平主席即将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之际，本报推出“从杭州峰会走来”系列述评，共同感受杭州峰会共识和理念的磅礴活力和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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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仙游县榜头镇梧店村村民林某作为母亲多次使用菜刀割伤年仅9岁的亲生儿子小龙的后背、双臂,用火钳鞭打小龙的双腿,还经常让小龙挨饿。当地镇政府、村委会干部及派出所民警多次对林某进行批评教育无果。2014年1月,共青团莆田市委、莆田市妇联等部门联合对林某进行劝解教育,林某书面保证不再殴打小龙,但事后依然再犯。同年5月29日凌晨,林某再次用菜刀割伤小龙的后背、双臂。申请人梧店村村民委员会以被申请人林某长期对小龙的虐待行为已严重影响小龙的身心健康为由,向法院请求依法撤销林某对小龙的监护人资格,指定村民委员会作为小龙的监护人,获得法院准许。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长期关注撤销监护人资格问题。佟丽华告诉记者,关于撤销监护人资格,在民法总则、未成年人保护法中都有相关原则性规定,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有时很难得到落实,导致有些严重侵害孩子权益的父母没有受到有效惩罚。　　“在这种情况下,林某虐待子女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案让我们看到,法院充分发挥少年司法能动性,本着保护孩子权益的原则作出相应判决。”佟丽华说。　　这个判决影响深远。　　2014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各级人民法院处理监护权撤销案件的相关问题作出较为明确的规定。林某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案是在意见出台之前作出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判决,开创我国撤销监护权之先例,为意见中有关有权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主体及撤销后的安置问题等规定的出台贡献了实践经验。　　记者注意到,2017年出台的民法总则用3个条文对撤销监护权的程序作出规定,而正在讨论大修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还将细化监护侵害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措施,重点对临时监护制度进行设计。　　根据民法总则第36条的规定,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并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何挺认为,监护权的确定与监护权的撤销同样重要,撤销之后必须确定一名监护人,不然将对被害人造成更大伤害。　　有僵尸条款之称的撤销监护权民法制度近年来被激活,但发挥作用的方式仍显单一　　12岁女孩小芳的母亲在外务工,小芳留守家中由亲生父亲杨某独自监护,杨某竟借机性侵小芳长达数月。2018年12月11日,经四川省叙永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杨某因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犯强制猥亵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6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案发后,叙永县检察院向当地妇联发出检察建议,启动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程序。2019年4月1日,法院判决撤销杨某的监护人资格。　　“悲剧源于监护人的人性丧失,被害人所承受的伤害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办案检察官、叙永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古智敏为小芳的遭遇感到痛心。尽管已将小芳的生父杨某绳之以法,古智敏依然觉得检察机关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应尽一切可能防止杨某利用监护权再次伤害被害人。　　“监护人被判刑不代表监护权当然丧失,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撤销监护权成为必然的选择。”古智敏认为,监护权被撤销不意味着抚养义务消灭,检察机关将督促小芳的生父杨某履行经济上的抚养义务。　　关于撤销监护权诉讼的提起主体,两高两部监护意见第27条规定了4类,即未成年人其他的监护人,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关系密切的其他亲朋好友；未成年人住所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单位；民政部门及社会上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共青团、妇联、关工委、学校等团体和单位,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一般由前款负责临时照料未成年人的单位和个人提出,也可以由其他单位和个人提出。　　“撤销监护权的民法制度以前被叫作僵尸条款,这个条款近年被激活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马忆南说,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在司法过程中,监护制度的使用仅仅停留在监护权撤销这种极端型案件中,非常单一,希望监护制度未来能够进一步完善。　　“我们正在呼吁完善民法总则的监护制度,把总则里的监护制度细化在婚姻家庭篇,以便将来对司法起到更加细致的指导作用。”马忆南说。　　因监护缺失、监护不当或监护侵害导致未成年人陷入困境,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及时介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因监护缺失、监护不当或监护侵害导致未成年人陷入困境,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及时介入,优先确保儿童人身安全。对上述困境儿童实行强制报告和举报机制,由公安机关、儿童福利机构、社区、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等共同应急处置,并根据监护人的相关情况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于确实不宜由原监护人继续监护的,按照法律相关规定开展监护干预机制。　　记者了解到,北京一中院正加强建立对监护失格困境儿童的保护措施,积极构建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护为兜底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切实保障儿童生存、发展、安全权益。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指出,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发展、需求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其中之一是缺少统一的转介机构,导致资源分散。　　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处长杨剑此前在司法案例大讲堂上讲道:“儿童权益保护涉及两大问题,一个是生活兜底,一个是监护兜底,民政部门提供生活兜底责无旁贷,监护兜底上也没有任何意见。凡是出现监护不到位、监护没落实问题,都要追责。”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一中院正在尝试推行强制报告义务,建立未成年人从业禁止人员库,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教育、救助等特殊职责的单位和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受侵害时,应当及时向未成年人保护部门或公安机关报案并备案记录,逐步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社会警示系统。　　此外,北京一中院建议从顶层设计优化未成年人保护环境,探索创设国家监护职能的儿童权益代理人制度、强制亲职教育程序,立法建立互联网信息分级制度,全面规制涉未成年人不良网络信息。　　“从法律层面上讲,强制亲职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让家长明白,如果其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将被追究法律责任。”北京一中院相关负责人说。（记者张晨）。台湾民众集会：日本政府应向“慰安妇”道歉 日本“慰安妇之真相国民运动组织”代表藤井实彦去年脚踹“慰安妇”铜像引关注。（“东森云”）新华社台北8月14日电（记者何自力、石龙洪）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当天上午，近百台湾民众聚集位于台北庆城街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前，以活报剧、宣读抗议、递交抗议书等方式，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妇”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