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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12-15 18: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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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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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宫宜希(实习生)、刘融)。擅拿“东家”软件创业,离职员工被判侵权原标题:擅拿“东家”软件创业,离职员工被判侵权  一起备受关注的离职员工与原东家之间的软件著作权纠纷案迎来二审判决。  近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称北京高院)就北京合力亿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合力亿捷股份)及全资子公司合力亿捷(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合力亿捷信息)起诉北京容联七陌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容联七陌)及其法定代表人蔡某彬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上诉案作出二审判决,认定二被告开发的呼叫中心软件(下称被诉侵权软件)侵犯了二原告对呼叫中心软件“整合移动互联网接入的云计算电子商务平台”(下称权利软件)享有的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驳回了二被告的上诉请求,维持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即二被告需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据了解,蔡某彬曾长期供职二原告,并担任核心技术研发人员。  起诉同款软件  二原告致力于呼叫中心领域的技术创新与软件产品研发。2014年7月23日,其以著作权人身份就权利软件向国家版权局进行软件著作权登记,并于2015年1月9日获得登记证书。根据二原告2008年12月签订的《计算机软件使用排他许可合同》,双方互相排他性许可对方使用己方已有计算机软件或者未来产生的计算机软件。据此,合力亿捷股份就权利软件获得授权,并成为相关产品的主要提供商。  2015年,二原告发现,容联七陌在推销相关产品过程中宣称自己提供的软件是二原告软件,并优于二原告软件。二原告经技术途径确认,容联七陌在市场上推出的软件与权利软件高度相似。后经调查发现,容联七陌为原告前员工蔡某彬创立。二原告认为,蔡某彬曾担任公司技术总监且为权利软件的主要研发人员,能够完全掌握该软件的全部代码。为此,二原告委托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知识产权司法鉴定所(下称鉴定所)对权利软件的前端代码与经公证取得的被诉侵权软件中的前端代码进行比对。2016年1月12日,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权利软件代码的19个代码文件与被诉侵权软件的代码相同。此外,二原告还认为,容联七陌基于权利软件略作修改后的软件提供呼叫坐席服务,并在其官方网站以及其他移动媒体上进行广告宣传,使得原告的市场活动受到了干扰,其市场推广与价格策略影响到了二原告的软件与服务的品牌形象。  据此,2016年2月,二原告将容联七陌及蔡某彬起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等。  被告当庭否认  据了解,自2009年5月26日起,蔡某彬在合力金软(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合力亿捷信息)工作。期间,蔡某彬曾担任该公司技术总监,并基于合力亿捷股份的股权激励措施成为该公司的股东。2014年6月,蔡某彬从合力亿捷股份离职,双方签订竞业限制协议。2015年5月28日,蔡某彬创立容联七陌,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技术推广等。  在被提起侵权诉讼后,二被告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管辖权异议,认为由于双方签署过竞业限制协议并有相关约定,该案实质是双方的竞业限制纠纷,而非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驳回二被告的管辖权异议请求后,其向北京高院提起上诉。2017年5月17日,北京高院作出裁定,驳回二被告的上诉。随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开庭审理。  庭审中,二被告辩称,呼叫中心业务是企业通信业务的下位概念,权利软件属于企业通信业务,根据双方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二原告同意蔡某彬在创业过程中使用其在工作中开发的企业通信业务类全部知识产权,其已获得原告许可使用,不构成侵权。此外,被诉侵权软件是参照原先工作的软件制作,虽其前端代码与原告的很相似,但对后端代码进行了大幅修改,相似度不超过10%等,与权利软件不构成实质相似。  两审认定侵权  对于双方的争议焦点,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一进行了审理。  比如,在权利软件是否属于竞业限制协议中约定的合力亿捷股份许可给蔡某彬使用的“企业通信类业务全部知识产权”问题上,法院结合在案证据认为,呼叫中心业务与企业通信业务分属不同领域,权利软件应属呼叫中心业务,二原告没有将权利软件许可给蔡某彬使用的意图,权利软件并未包含在竞业限制协议中原告许可蔡某彬使用的“企业通信类业务全部知识产权”中。  在二被告是否构成对权利软件著作权的侵犯问题上,法院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法院对权利软件的后端代码与被诉侵权软件的后端代码比对结果,两款软件相同或实质相同的代码行数均占有很高的比例,且二者在开发者及开发时间、注释内容等个性化信息存在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情况,已经超出了巧合范畴。此外,蔡某彬曾在二原告处任职,有机会接触到原告所有的或者被许可使用的软件,而蔡某彬作为容联七陌的法定代表人,亦具有通过蔡某彬接触到权利软件的可能性,因此二被告的行为符合侵犯著作权的“接触加实质性相似”要件,侵犯了权利软件的复制权,容联七陌将权利软件上传至其服务器,侵犯了原告对权利软件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一审判决后,二被告不服,向北京高院提起上诉。北京高院经审理后维持了一审判决,驳回二被告的全部上诉请求。  该案二审判决后,合力亿捷股份相关负责人表示,自主创新是提升行业技术水平的关键,也是一条艰苦的道路,以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方式换取短期的快速发展,既是对他人合法利益的损害,也破坏了行业正常的竞争秩序与环境,触犯了法律。相关从业者应尊重知识产权,共同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此外,该负责人建议,由于软件著作权侵权诉讼中,存在取证难和比对难等问题,研发者在软件研发过程中可特意设置不影响软件性能的代码,通过“埋雷”的方式,为将来可能发生的取证和维权工作降低难度。(姜旭)(责编:林露、吕骞)。在京注册新公司承接投资 蔚来融资不停与亦庄国投(即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框架协议不到两个月,蔚来汽车便在北京亦庄注册成立了一家全新公司——蔚来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蔚来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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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命不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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