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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来在我国大陆陆上滞留时间40小时以上的台风 风雨强度大 受利奇马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8月8日至13日，江南东部、江淮东部、黄淮大部、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东部部分地区等地累计降水量一般有50～250毫米，山东中西部地区累计降水量超过250毫米。 其中，浙江的温岭、北仑以及山东的昌乐、章丘、临朐、青州等地累计降水量超过400毫米。 山东、浙江、江苏、安徽、上海等地共有46个国家站的日降水量达到或超过极端阈值，其中山东临朐（毫米）、青州（毫米）、广饶（毫米）和浙江北仑（291毫米）等19个国家站的最大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2019年8月8-13日全国降水量分布图 8日以来，浙江东部和北部、福建北部沿海、上海、江苏东北部和中南部沿海、安徽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半岛、河北东部、辽宁南部等地出现8～11级阵风，浙江东部沿海岛屿、山东青岛和泰安局地有12～15级，温岭石塘镇三蒜岛（米/秒）、椒江区南岙村（米/秒）、温岭北港（米/秒）等地风速达到或超过17级。 台风灾害风险评估模型统计显示，利奇马的风雨综合强度指数为，为1961年以来最大。1961年以来逐年台风风雨综合强度指数最大值历年变化 北上影响范围广 利奇马登陆浙江后一直北上，先后影响浙江、福建、江苏、上海、安徽、山东、河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等省（市）。 评估结果显示，利奇马造成的中等及以上台风灾害风险覆盖面积达万平方公里。 灾害影响重 利奇马风雨强度大，影响区域又位于我国东部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地区，加之北方沿海地区面对台风灾害防御能力较弱，造成了严重的灾害损失。 据应急管理部统计，截至2019年8月14日，利奇马共造成万人受灾，56人死亡，14人失踪，万间房屋倒塌，农作物受灾面积万公顷，其中绝收面积万公顷，直接经济损失亿元。 利奇马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是2000年以来第二多，仅次于1323号台风菲特（亿元）。陈理解读《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主持人：刚才陈理老师给我们详细介绍了这本书编辑出版的一些重要的相关情况。像陈老师刚刚说的，“一带一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的一项重要的倡议。
在合并之前，莎莉同时担任CBS和维亚康姆的董事会副主席，而将两者合并也成了莎莉一直以来的夙愿，按照她的想法，两家公司能够在媒体环境中通过合并重新获得规模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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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安徽淮北刚送走台风利奇马，却又迎来了乐队利奇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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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书提到，物业公司在拆除玻璃窗之后将原物放置在仓库里，可见是进行了拆除而非损毁。
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