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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启动的新高考改革，一改以往文理分科相对单一的选择模式，使考生拥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但过多的选择引发了考生和家长更多的焦虑，趋易避难、错位竞争、田忌赛马等策略被运用到了选学选考当中。科目组合多选择自主权大，选择自主权大选择焦虑多，这是一个选择悖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如何化解？作为正在面对选学选考的考生及其家长来说，又应该如何通过辩证地思考、辩证地应对，来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选专业比选学校更重要纵观英美等发达国家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普遍采取的是“必考+选考”模式。这与这些国家在中学教育阶段鼓励学生既全面发展又个性发展、既发展知识又发展兴趣是紧密相关的，学校往往设置数量不等的课程供考生选择，既有必修课，也有选修课，以满足学生不同的兴趣、爱好。我国的新高考改革为考生提供了丰富的选择组合，选择的弹性大大增强。201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整体设计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其中，学生自主选学选考是关键突破口，希望以此增加学生的选择权，分散学生考试压力，减轻学生学习负担，既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又促进学生个性发展。浙江、上海率先发布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案，2016年正式启动。浙江实行“7选3”模式，上海实行“6选3模式”。但在科目组合、选择机会呈几何级数增加的情况下，考生的选择却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从上海和浙江两地当年的改革情况来看，因学生选学选考趋易避难而出现错位竞争问题，考生用“田忌赛马”策略选学选考，也就是说“学霸”往往选择物理化学等难度大的科目，其他学生选政史地生等难度相对较小的科目。很显然，这与最初的政策设计初衷出现背离。以浙江为例，2011年浙江省万考生中考物理的有16万；2017年总考生人数变化不大，但选修和选考物理的高中生万人，占比36%。为解决物理选考人数下降这一问题，浙江于2017年12月推出了“选考科目保障机制”，确定物理选考保障数量为万。如果选考人数低于这一数量，以万为基数，从高到低进行等级赋分；如果报考人数超过万，则按实际数量进行等级赋分。此举是为了吸引考生报考物理，但实际效果似乎并不明显，上海也有类似问题。为避免上述问题，今年启动新高考改革的8个省份开始实施3+1+x，即历史、物理必选1，思想政治、化学、地理、生物任选2，避免了物理受冷落的问题，但会不会仍然存在趋易避难、错位竞争的问题？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看，制度设计与人的行动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分析个人行为有两个具体方面，一是动机，二是环境辨识。不同动机、不同的环境辨识能力会极大地改变实际选择的社会结果。我们现在处在大众化教育阶段的末期，即将进入普及化时代，人们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已经从上大学转变为上好大学、好专业。从个人动机上来看，对绝大多数学生而言，无论在制度设计上给学生提供再多选择，好大学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而好专业只能排在第二位。所以，考生在选学选考科目时，首先考虑的是选学选考哪些科目更有助于自己考上好大学。同时，由于每个人选学选考中的环境辨识能力不同，而且每个人所拥有的他人行为信息是不完全、不对称的，因而每个人在选择中处理、组织以及利用他人选学选考信息时均存在一定的心智能力上的局限，于是便演化出了弃学、弃考物理等简化处理过程的错位竞争行为。因为单位时间内改善物理化学等科目成绩的时间成本太高，而历史地理生物等科目则具备这种可能性。除非个别考生在物理等方面确实表现优秀，否则不会选学选考物理化学等课程。新高考改革推出之后，必然面临一个改革阵痛期，考生和家长的不适应正是阵痛期的典型表征。实际上，浙江、山东等省份实行的本科批次合并录取、“选专业+选学校”的志愿模式，有利于平衡高校之间的生源差距、淡化高校之间的身份差异，是有积极意义的。从入选“双一流”的高校来看，相比原来的“211工程”新增了25所高校，其中部门高校增加了6所，而地方高校新增了19所。“双一流”高校当中，地方高校占比达到%，相对“211工程”提高了近10%。说明部分地方高校的部分学科专业要优于传统名校，传统名校并非每个专业都优秀，对于学生选择而言，选专业应该比选大学更加重要。选考科目的个人兴趣比是否能在高考竞争中胜出更重要目前的新高考改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尊重了考生个人的兴趣爱好，对考生个人来说应该是快乐的。但真正到了白热化竞争阶段，很多学生、家长和学校又放弃了对兴趣的关注，导致学生在科目选择上不够快乐、趋易避难，主要是因为科目之间的分数存在事实上的不等值问题。如果物理、化学等科目与历史、地理等科目难度相当，恐怕考生首先尊重的是自己的爱好和专业兴趣。另外，选考科目和外语有两次考试机会，也可能存在两次考试分数之间的不等值问题，而且进入高中就面临选考问题，实际上增加了考生的心理负担。总体上看，考生对于考试科目的选择，往往是看所选科目是否有利于在高考竞争中胜出。而且学生选择是在家长、学校的主导下进行，而不是出自自身的兴趣，或者说对自己的兴趣本来关注就不多，更不会把选学选考科目与个人未来发展挂钩，这才导致了选学选考的选择悖论。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科举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虽已废止百余年，但余风犹存。绝大多数家庭和考生仍将高考作为“鲤鱼跳龙门”的关键一跃，只要考过，就是成功。实际上，用终身学习的眼光看，高考只是一个驿站，大学是新的学习过程的开始。我们不能把教育等同于考试，考试只是教育的一部分。我们既要看到高考制度改革的进步，也要不断进行修正，不管是在技术层面，还是在理念层面。就高考本身的定位而言，一定要站稳大学选拔新生这一根本立足点，赋予大学更多的自主选拔权，摆脱在新生选拔当中对高考成绩的过度依赖。在选学选考科目设置方面，可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用更能够体现专业特点的大学预科课程来代替，学分可由高中带入大学，以此来体现高中与大学的关联与衔接。从长远来看，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应该更关注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作者：刘恩贤，系青岛大学青岛教育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吕慈仙，系青岛大学青岛教育发展研究院教授。）(责编：实习生(王子文)、孙竞)。《加油，你是最棒的》成暑期档荧屏“黑马”　　　暑假档的电视剧市场竞争激烈，而马思纯与邓伦主演的《加油，你是最棒的》自上月末播出以来，还是在豆瓣收获了的不俗评分。剧中，邓伦和马思纯分别饰演落魄演员郝泽宇及助理福子，展现了小人物的乐观、善良和打拼精神，赢得了观众喜爱。近日，马思纯接受了记者采访，她表示饰演福子这个角色感觉很享受。　　谈角色饰演福子很享受　　相比之前《七月与安生》中的陈七月和《橙红年代》中的胡蓉，此次马思纯饰演的福子非常生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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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想把我的这些想法，传达给现在的年轻人，让他们不要再犯历史的错误。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的由来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显著标志。高举这两面旗帜，既有深刻的历史继承性，又有鲜明的时代必然性，是我们党把统一战线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结合的又一成功范例。爱国主义从来就是动员和鼓舞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也是统一战线的一面光辉旗帜。1949年以后，随着新生的人民政权的诞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规模和内容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统一战线工作的总任务，是要在实行共同纲领、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密切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各界民主人士及其他爱国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人，为着稳步地实现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奋斗。”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思想倾向，正确掌握统一战线政策，尽可能扩大统一战线的团结面，20世纪50年代，统一战线各领域工作都强调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宗教和侨务工作明确提出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1950年7月23日，《中央在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就指出，对于教会中进行破坏活动与间谍活动的特务分子，不论是外国或中国人，均须依照共同纲领第七条坚决惩处，但不要牵连整个教会、教堂或教会学校等，而要把那里的教徒的大多数也团结到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一同反对帝国主义和特务分子。1955年8月24日，中央统战部《关于目前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华侨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为了更进一步巩固与扩大华侨统一战线，必须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继续对华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华侨关心和拥护祖国社会主义建设。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贯彻执行党的侨务政策出现一些思想障碍，1958年2月25日，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关于华侨事务委员会第二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和全国侨联第一届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的总结》，明确指出，处理华侨与侨居地人民、与祖国人民的关系，在国外应该是“异中求同”，就是根据不同情况，不同阶级，不同利益，统一在爱国主义旗帜下，表现在各种形式上，为有利于祖国而服务。5月16日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在《八年来的华侨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继续扩大华侨爱国统一战线，使华侨团结在祖国周围，是华侨工作的长期方针。”指出“在华侨工作中，过早收起爱国主义的旗子，是不正确的。这样做只会脱离广大的华侨群众。”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0世纪50年代，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即将完成，统一战线明确提出对统一战线成员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1956年3月26日，中央统战部在《关于帮助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中强调，“要推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加强对原国民党员以及和国民党有历史联系的中上层分子的工作，采取各种方式联系他们，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向他们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5月25日中央转发《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党组关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扩大）的报告》指出，“对绝大多数教会人士，即使他们在历史上与帝国主义分子或国民党反动派有过某些关系，我们也应该把他们当作争取团结的对象，采用教育说服的方法，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引导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与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实现了战略转移，统一战线也实现了从服从和服务于阶级斗争的统一战线向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统一战线的历史性转变，“台湾归回祖国提上具体日程”。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这篇纲领性文献中，首次明确指出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9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的插话，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爱国者的范围是很宽广的，包括蒋经国在内，只要台湾归回祖国，他就做了爱国的事。”并说，“现在最大的统一战线问题，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问题。包括旅居在国外的侨胞也有爱国的问题。他们热爱祖国，不等于热爱社会主义。”9月3日，乌兰夫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指出，按照中央的指示，现阶段统一战线不宜叫社会主义统一战线，而应当称为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它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广泛联盟。这里所说的爱国者，包括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一切热爱祖国的人们。10月14日，中央在批转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文件《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的通知指出：我国的历史经验证明，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能团结极为广泛的阶级、阶层和人们。只要台湾当局同意换上五星红旗，连蒋经国这些人也可以包括在统一战线之内。《通知》还第一次提出“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概念，要求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积极进行对台湾当局和人民的团结争取工作，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家具公司虚构原价 被判三倍赔偿原标题：家具公司虚构原价被判三倍赔偿　　案例回放　　张先生与某公司签订了装修合同，对方承诺“大包服务”，并宣传会解决装修中遇到的材料不环保及与材料商、家装公司扯皮等问题。根据合同约定，张先生在装修公司员工的带领下，到家具公司处定制家具，推销员承诺有八五折优惠，基于信任，张先生没有详细核对产品价格就下了订单，并由装修公司从预存的款项中先行付款。后来因家具质量问题发生纠纷，张先生才发现，家具合同和票据上完全看不出享受了打折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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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乙篇则是选取《阴阳五行》甲篇、《刑德》甲丙篇的内容整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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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截图期间，继续有示威者起哄，但不少市民呼吁他们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