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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支配下的社会教化，使得报答和互惠（爱）的意识在儿童时期就已经孕育。传统上，人们大都接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观念，相信仁爱和美德终究会有好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有爱心、爱人、爱物，自己才会被人物所爱，爱的公共性和互惠性品格由此得以彰显。自秦汉开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形式运行了两千多年，从思想的层面维护这一制度，便是汉代国家倡导的以孝治天下。《孝经》适应这一气候而成为最通行的经典，其中就有关于“博爱”这样的文字表述。在董仲舒笔下，博爱整合了儒家和墨家的相关思想内容，以缓和当时严重的贫富不均导致的社会矛盾。尽管董仲舒的主观目的是要禁绝包括墨家在内的诸子，但对博爱的提出与墨家宣扬的兼爱却又是殊途同归。儒家关于博爱的论述发展到汉唐时期，主要侧重于经验和应用的层面，并将其与宇宙观相结合。而从形而上的层面阐释和论证博爱的精神与价值，则是宋明理学承担的任务。但不论是经验还是理性，贯穿的都是公天下的博爱情怀。“大道之行”的“天下为公”，并不随着“小康”礼制社会的到来而中断，它在讲求公平和博爱的意义上存在于中国社会，并因之可以跨越血亲“小家”而走向万物一体的“大家”。理学家发掘了传统儒学的理论资源，从阴阳气化的和合走到了一气一性和同心、同理、同善。“同善”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孟子，在宋以后发展为“天人一身”的“大身”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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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一时之间做到知止则止并不难，难就难在一辈子都能够知止，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在各种诱惑面前始终立场坚定，敢于向不良风气果断说不；在各种外力约束的环境中，暂时止住贪的欲望、占的冲动并不难，难就难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始终保持“止”的自觉，做到慎独慎微。党员干部只有真正把“止”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则为官之路便会行稳致远，如果贪欲过重，任由其发展下去而不知止，最终只会让自己走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要锤炼“止”的为官定力。领导干部要不断强化思想理论武装、提升人品官德修养，自觉从思想灵魂深处努力塑造自己，在从政实践中锤炼勇于“止”的品格，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切实恪守正道，弘扬正气；要做到在诱惑面前能定得住心神、稳得住阵脚、挺得起脊梁，不为利益所动、不为美色所诱、不为权力所惑，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慎独、慎微、慎初的为官定力，保持自律、自警、自省的为官自觉，坚持知行合一，把“止”升华为为官操守。要守住“止”的边界，把握“止”的尺度，搞清楚什么时候当止，什么时候当行，自觉给心中立起一条“戒尺”，划出一道“红线”，既“不越雷池半步”，也不要因为怕出事而畏手畏脚、不敢干事，而是要迈出坚实的步伐，在知止中干事成事。要从一点一滴中完善自己，着力锤炼高尚的人格品性，做到严以修身、正心明道、防微杜渐；要大度地摒弃私心私欲，不越轨、不逾矩，始终保持一颗公仆心干事创业，唯有如此，为官之路方可越走越敞亮、越走越坦荡。(责编：任一林、谢磊)。杂志榜三甲大洗牌，“国家人文历史”夺榜首|今日头条媒体榜《国家人文历史》是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一本以真相、趣味、良知为核心价值的时政新闻类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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