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把这些卡片全部转换成电子文本,如果只是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一起,同样不便于查检。“比如,宋代的118榜进士,有文科,有武科,有定期的常科,还有不定期的制科等许多科目,简单的电子文本根本无法进行区分。这4000万字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靠我们这几条枪,要做到猴年马月?这逼得我不得不尝试使用数据库。”龚延明找到本校计算机专业的老师帮忙,按照他的设想制作了专用软件,凡输入一条进士资料,软件就会自动把此人归至某朝、某榜、某一科目,凡检索朝代、榜次、科目、人名,软件就会显示筛选后的结果。正是这些今天看起来并不复杂的功能,极大提升了《总录》的编纂效率。设计数据库需要经费,购买文献、复制文献、数据录入,也需要经费。1995年,在龚延明最无助的时候,《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立项,批准科研经费4万元,此后又连续追加三次经费,每次2万元。可对这样一个大项目来说,10万元的经费显得捉襟见肘,龚延明有时还得自掏腰包。好在,浙江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先后施以援手,《宋代登科总录》《明代登科总录》两个子课题的成果,还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一路艰辛,龚延明挺过来了。“很多人以为办文科很便宜,不用什么投入,一个人、一张纸、一支笔、一方书桌即可。殊不知,文科才是真正的奢侈品,需要的天赋、兴趣、恒心和毅力,在今天哪一样不是奢侈品?”得知“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上线的消息,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文科学者要做出体面的学术作品,需要丰富的图书资料供给、必需的物理空间和稳定的生活保障,以及相应的学术服务人员,没有不菲的资金投入,这些条件又怎么可能具备?……当然,投资文科也是最划算的,‘十年磨一剑,一剑用百年’。好的学术作品,其效用的发挥短则几十年,长则千百年,惠人无算。历史地看,当初那些所谓的巨额投入又算得了什么呢?”惠人无算,并非虚言。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图书馆人有了一个好助手。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还记得,过去给古籍编目,每次进入书库,都要推着一个满载着工具书的书车,其中不少书都是为了查考古籍作者的生平而准备的。一个“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不仅抵得上好几部工具书,而且检索起来更为便捷、高效。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学术研究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在清华大学教授侯旭东看来,对进士群体的系统梳理,对理解隋唐以后的中国史有重要意义,用大数据的方法挖掘这些资料,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多可能性。侯旭东笑言,浙江人不仅善于经商,民营企业做得好,在浙江大学执教的浙江人龚延明,通过20多年的探索,又为知识生产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如此说来,龚延明团队24年的不懈努力,既为学界贡献了丰富的文献信息,又蹚出了一条学术新路。(记者杜羽)。交通监控视频年内实现“全国联网”无证驾驶、套牌车一直是全国道路安全治理的难题之一。
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人民日报转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并沿用了1948年6月15日的期号。
加强预拌混凝土质量治理;加快推进住宅工程质量行为规范化和工程实体质量控制程序化,全面推行《工程质量安全手册》;加强工程质量检测管理;严格建筑材料质量管理;切实落实住宅工程分户验收制度,确保住宅交付使用前质量合格,严肃查处未按照规定进行分户验收或验收不合格进行竣工验收等违法违规行为。
英寸全液晶显示仪表盘,以及多功能三幅式方向盘,带给驾驶员便捷的操作感受。
“我们是用排除法层层筛选,最终在20多种商品中选出化妆刷。
4月25日,周恩来再率代表团从陕西延安出发,前往南京同国民党代表张冲谈判红军改编相关问题。 与周恩来同车出发的,还有红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军委参谋处负责人孔石泉、周恩来随从副官陈友才、4名警卫员、1名记者以及警卫班战士,共计25人。
高加索山脉作为亚欧大陆分界线(乌拉尔山脉—高加索山脉—土耳其海峡)的一部分,从北部平坦的俄罗斯大草原为起点,一路向南延伸至亚美尼亚高原。
无人机似乎被她的参与度所鼓舞,向前飞去,但却飞过了头,撞上了这名女生的头。
新加坡也将通过全球创新联盟(GIA),加强与全球领先创新中心的联系。
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
围绕“横向拓宽产业宽度,纵向拉长产业链条”,聚焦理清干什么、为什么、怎么干,通过思想碰撞、头脑风暴,彻底理清打造世界级轨道交通产业高地的发展路径。
4月11日至14日,第79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CMEF)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中国医疗器械品牌迈瑞携智能化整体解决方案,向观众展现中国医疗创新的新篇章。涨价之后,我们也不会失去“共享单车自由”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近日,哈罗单车宣布涨价,这是继小蓝单车、摩拜单车后第三家宣布涨价的共享单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