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晶丰明源完成了上交所的三轮问询,按流程原定于7月23日接受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下称科创板上市委)审议会议审议。7月23日,科创板上市委发布了2019年第16次审议会议公告的补充公告,称晶丰明源在科创板上市委审议会议公告发布后出现涉诉事项,根据上交所相关规则规定,本次科创板上市委审议会议取消审议晶丰明源发行上市申请。晶丰明源在上市前夕被谁起诉?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矽力杰半导体技术(杭州)有限公司(下称矽力杰)以专利侵权为由,将晶丰明源起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矽力杰认为,晶丰明源涉嫌未经其许可,擅自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侵权的线性调光芯片产品,侵犯了矽力杰的专利权。矽力杰请求法院判令晶丰明源停止侵权,并颁发禁令。为进一步了解诉讼相关情况,记者分别联系了矽力杰和晶丰明源,截至发稿时,矽力杰未予回复,晶丰明源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企业在上市前夕遭遇知识产权诉讼并非个案,此前已有多起类似案例。刘翰伦一直从事为企业上市提供知识产权服务的工作,他在接受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企业在上市前遭遇专利侵权诉讼,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拟上市企业确实侵犯他人专利权,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五款的规定,发行人在用的商标、专利、专有技术以及特许经营权等重要资产或技术的取得或者使用存在重大不利变化的风险,进而影响持续盈利能力的,将不具备发行条件。另一种情况就是拟上市企业遭遇恶意诉讼,专利权人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的目的不是正当维权,而是另有图谋。未雨绸缪降低风险如果在上市过程中因遭遇知识产权诉讼被取消上市申请审议,那么,企业将何去何从?根据《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当发生知识产权诉讼等重大事项时,发行人、保荐人应当及时向交易所报告。交易所应当对上述事项及时处理,发现发行人存在重大事项影响发行条件、上市条件的,应当出具明确意见并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告。具体来说,根据以往经验,出现此类事项,交易所首先会取消上市申请审议会议,发行人与中介机构在审核期限内就此事发表意见,交易所论证该诉讼对公司的影响,再决定是继续推进审核、等待结果还是撤回材料等,但最终是否继续上市由交易所决定。深圳德高行知识产权数据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车慧中在接受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企业上市过程中遭遇知识产权诉讼属于重大事项。此次晶丰明源由于出现涉诉事项被临时取消上市申请审议,属于需要继续核查的情形。那么,企业在上市过程中应如何未雨绸缪,以降低知识产权诉讼风险?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胡家军建议:首先,拟上市企业必须保证自己的知识产权权属清晰,无争议,不存在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情形;其次,企业应加强自身的知识产权储备,注重自主创新,并围绕核心技术及时开展专利布局。“科创板拟上市企业若想规避上市风险,不应临时抱佛脚,日常的积累才是关键。一方面企业应注重创新,提高自身的专利质量;另一方面,企业在上市之前,必须做好充足的筹备工作,针对可能遭遇的知识产权纠纷准备应对措施,做到未雨绸缪。”北京同立钧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刘芳在接受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采访时建议。在刘翰伦看来,拟上市企业应提前着手开展专利分析评议工作,充分了解所处产业的知识产权分布情况,进而识别出具有潜在威胁的专利。在遭遇知识产权诉讼时,如果侵权事实明确,建议企业进行规避设计,绕过这些专利;若无法规避,尽早与专利权人主动协商,取得专利许可。如何应对恶意诉讼拟上市企业遭遇知识产权诉讼,如果确实侵权,企业应借此反省,加强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布局;但在有些情况下,拟上市企业并不侵权,且有很大把握胜诉,但司法程序需要时间,当下很难解释清楚涉诉专利权对企业发展的实质影响,因此交易所倾向于等待诉讼结果确定后再决定上市进程。如果拟上市企业遭遇此类恶意诉讼,应如何应对?事实上,我国法院已经出台了相关规定。今年6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服务保障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若干意见》,该意见第十二条规定:“审慎处理涉发行上市审核阶段的科创企业的知识产权纠纷,加强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沟通协调,有效防范恶意知识产权诉讼干扰科创板顺利运行。”“如果拟上市企业遭遇恶意诉讼,对方蓄意捏造侵权事实,甚至以威胁或要挟的方法,意图通过专利诉讼来获利,拟上市企业可以通过刑事诉讼进行应对。我国刑法中的扰乱市场秩序罪规定,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导致对他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可加以定罪;此外,拟上市企业还可以主张敲诈勒索罪,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财物的行为予以制裁。”刘翰伦建议。“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对拟上市企业来说至关重要。”车慧中建议,拟上市企业即使通过知识产权预警工作排除了知识产权侵权风险,也不能避免他人以合法手段提起诉讼。因此,拟上市企业应针对可能遭遇的知识产权诉讼,建立快速反应机制,以便在遭遇诉讼时,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应对,并将涉诉材料上报给交易所。“虽然上述准备工作耗时耗力,但相对于遭遇阻击时再临时抱佛脚而言,这些工作无疑是值得的,且成本较低,有助于推动企业的顺利上市。”刘翰伦坦言。(冯飞赵瑞科)(责编:林露、吕骞)。广州日报:争“哪吒故乡”何其无聊原标题:争“哪吒故乡”何其无聊随着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成为爆款,蹭流量的也多了起来。
她强调,未来特区政府会更耐心地接触不同阶层青少年,聆听他们的心声,共同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香港而努力。
2019年3月26日,兴化市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
因为垃圾分类后,有回收价值的东西将不再被湿垃圾污染,干垃圾焚烧成本降低,湿垃圾则可制成肥料、沼气等。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顾瑾栩总工程师主持论坛。论坛主旨演讲环节,加拿大皇家科学院李明院士为大家介绍了AI赋能癌症个体化免疫治疗。清华大学全球创新学院史元春院长做了人机共生智能交互分享。中国平安集团首席科学家肖京为论坛带来AI+金融探索与实践的演讲。本次论坛设置场景演讲特色环节,重点邀请了医疗、教育、金融、家居、5G、融媒体等蕴含丰富落地机会的用户专家与大家共同讨论他们眼中的人工智能。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宋纯理、北京师范大学信息学院院长姚力、小米公司集团技术委员会秘书长顾大伟、中国移动设计院有限公司网优研发部总经理周胜、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松涛、民生银行科技部创新板块兼民生科技公司创新孵化部负责人林冠峰分别就相关领域做了落地分享。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重磅发布《北京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白皮书(2019年)》,信息化与软件服务业处处长尤靖对白皮书进行了解读。与2018年6月首次发布的《北京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白皮书(2018年)》相比,此次白皮书除继续梳理北京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外,重点分析了自2018年以来,北京人工智能产业变化;对医疗、教育、金融、智慧城市等重要场景做了深入剖析;绘制了北京人工智能场景落地的可行路径。据白皮书数据显示,北京人工智能产业处于高速发展期。截至2019年4月,全国人工智能企业4084家,北京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数量达1084家,占全国人工智能企业总量的%;全国获得过风险投资的人工智能企业1259家(含31家上市公司),其中北京获得过风险投资的人工智能企业442家(含12家上市公司),占比%。北京市人工智能企业主要集中于海淀区,在全市获得投资的人工智能企业中,海淀区企业占比%;朝阳区为北京人工智能企业第二大聚集地,占比%。北京人工智能产业头部效应逐渐显现,北京市处于A轮及以前的企业数量占%,但是融资总额占比仅为%,B轮、C轮及以后的企业数量占比合计%,融资总额亿元,占比%。北京有119家人工智能企业单次融资金额超过1亿元人民币(人民币融资69家,美元融资50家),其中有14家人工智能企业单次融资金额超过10亿元人民币。2018年北京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达1500亿元,其中人工智能相关软件企业收入规模约1122亿元,同比增长%。同时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还发布了大数据应用发展报告及首批试点示范项目名单。大数据应用与产业处处长唐建国对报告做了解读。北京市大数据应用发展报告总结了北京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现状,分析北京市大数据试点示范应用情况,北京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的特点、规律和发展态势,为全面深入推进北京市大数据应用提供决策依据。13个项目入选首批北京市大数据应用试点示范项目。
农业农村大数据建设要以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为突破口。农业农村大数据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找准切入点,实现单品突破。
半年报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共迎来新上市公司84家,合计集资718亿港元,同比增加39%。全面从严治党2016: 党员必学的七个文件 学习大国(XXDAGUO)今天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刊发十三五开局看系列第五篇。 密集出台规章制度,明确权力边界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让法规制度的力量充分释放。而2016年,正是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提档增速年。梳理2016年党内出台的有关强化党的建设的规章制度,主要有如下七部,对公权而言也犹如七把利剑。 《问责条例》 《条例》首次全面聚焦党内问责,成为首部关于问责方面的基础性党内法规。《条例》既厘清责任,也对问责情形、问责程序等作了明确规定,操作性强。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条例》要求终身问责。 《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 《意见》要求,把了解干部的功夫下在平时,加强综合分析研判;同时,关口前移,抓好动议审查、任前把关两个关键。《意见》明确各级党委(党组)对选人用人负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是第一责任人,组织人事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分别承担直接责任、监督责任。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准则》分三大板块、12个部分。《准则》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从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等十二个方面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作出规定。《准则》尤其强调,高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以身作则、作出表率。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条例》共8章、47条。《条例》对党内监督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监督主体、监督内容、监督对象、监督方式等重要问题作出规定,为新形势下强化党内监督提供了重要遵循。 《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试行)》 《条例(试行)》对党的工作机关进行了科学分类,对党的工作机关的设立、领导机构、议事决策形式等作出系统规定,是继党组工作条例、地方党委工作条例之后加强党的组织制度建设的又一重要制度建设举措,对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规定》 对坚持和完善民主生活会制度,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引导党员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严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守则》 《守则》明确,选拔任用干部必须坚持党章规定的干部条件,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坚持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坚持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强化党委(党组)的领导和把关作用,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 分析2016年出台的党内相关规章制度可以发现,这些规章制度从问责、监督、规范人事任免、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等方方面面对领导干部作出具体要求和硬性规定,让其权力在安全边界内行使。 以《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守则》为例,《守则》进一步规范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通过凡提四必三个不上会两个不得五个不准等诸多硬性规定,杜绝一把手在任免干部时的模糊空间,避免任人唯亲、搞小圈子现象的出现。 抓住关键少数,从高级干部严起 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在全面从严治党中起着关键作用,有着典型意义。一方面,他们能否对腐败零容忍,决定着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能否落到实处;另一方面,他们能否规范用权、清正为官、干净做人,影响着身边人能否守住权力的边界。 正因为如此,对党的高级干部的严格要求是2016年党中央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又一大亮点。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10次提及高级干部,并对高级干部喊话,传达出明确信息。如公报指出,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组成人员必须以身作则,模范遵守党章党规,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上率下,为全党全社会作出示范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自觉抓好学习、增强党性修养…… 11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则与高级干部的利益密切相关。比如,规定:党和国家领导人退下来要及时腾退办公用房不能超标准配备车辆、超规格乘坐交通工具等。 这些规定,无疑明确约束和限定了高级干部的某些利益。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从高级干部的利益开刀,无疑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试想,全面从严治党,把高级干部都全部管住了,还有什么干部管不住呢? 回顾2016年,全面从严治党正不断向纵深推进,通过建章立制的方式向常态化、制度化迈进。我们可以相信,只要扎扎实实落实党内各项法规制度,高级干部带头示范,一级管住一级,党内政治生态就一定会早日清朗起来。主持人资料库——元元 元元简介 1994年任《北京您早》记者。
石璐:前几天我们去一个互联网公司做活动,一下车就好多员工来接车,我都惊了。
此次演出后,这五位舞者和林怀民一样,也将离开云门舞集。
收集的垃圾运到杂多县城统一回收处理,再按危害等级和可回收程度将垃圾填埋和压缩转运。
香港的激进示威者将他们的暴力冲动针对一名媒体工作者,这是一种耻辱。
最近,中国地震局局长郑国光表示,一年来,实验场建设进展顺利,已在实验场新增观测站360个,并积累了一批观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