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给我们家的由我分配,我把伯伯的遗物分成7份,妈妈和我们兄弟姐妹6人各留一份。”周秉德回忆道,“都是旧衣服、旧鞋袜一类,其中就包括我捐赠给周恩来纪念馆的一套中山装和一件旧衬衫。” 中山装为灰色法兰绒面料,上衣表面的绒已被磨平,衣领被磨得发白,裤子上还有破洞;衬衫是用白棉布做的,因为穿着太久已经泛黄,肩膀、领子和袖口都已换过。 周秉德说:“外套朴素庄重,内衣破旧甚至打着补丁,是伯伯穿衣的风格。因为经常出席正式场合和会见外宾,伯伯的外衣看上去都是笔挺整洁的,而衬衫因为只能被看到领子和袖口,所以穿旧了就可以拆了换新的。” 总理去世时,其警卫秘书、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高振普参与料理后事。他告诉记者,周秉德捐出的中山装和衬衫是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前定做的:“中山装做了3套,衬衫做了六七件,这几件衣服总理穿了23年,直到去世。总理去世后,邓大姐带着我们从这些中山装和衬衫里挑出最新的一套——只有六成新的衣服给总理穿上。老百姓去世的时候还要做一身寿衣呢,而总理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全身上下、衣服鞋袜没一件是新的!” 连夜赶制,一双布鞋寄托人民对总理的爱戴 展厅里有一双布鞋总理生前只穿过一次,在脚后跟的部位还缝有一层纱布。“1975年4月19日,在做完结肠癌手术后的第24天,朝鲜的金日成主席要到医院见总理。当时总理的脚浮肿得厉害,不但不能穿皮鞋,唯一的一双旧布鞋也穿不进去。”高振普回忆说,会见前一天,他为总理量了脚的尺寸,赶到大红门附近的一个鞋厂,在出国人员服务部找到一位韩师傅,跟他说,时间紧,鞋底不用纳得太密,鞋子可以做大一点,尤其是鞋口一定要大,便于穿上和脱下。“我没说是为总理做鞋,否则可能泄露总理的健康状况,但韩师傅拿到旧布鞋就动了感情,因为那双鞋就是他在上世纪50年代为总理做的。” 第二天中午,高振普去取鞋,只见鞋底用麻线纳得密密麻麻。“韩师傅告诉我,他和另一个同事赶了一夜,一人做一只,直到中午才做好。说着说着,韩师傅哭了,他说绝不能让总理穿质量差的鞋,也许他从鞋的尺码上意识到了什么。” 布鞋拿给总理试穿,稍微长了些,于是请护士把一块纱布缝在脚后跟的位置垫一下。当天下午,周总理就穿着这双布鞋,在医院里会见金日成主席。会客室的隔壁,就是一间摆满抢救设备的病房。 即使身患重病,周总理依然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周恩来纪念馆里有一块展板统计了1974年6月1日至1976年1月8日总理住院期间的治疗和工作情况: 做手术13次(约40天一次); 召开会议40次; 会见外宾65批; 与中央及有关方面负责人等谈话254人次…… 这双布鞋,寄托着人民对总理的爱戴,也见证了总理人生最后一段时光的鞠躬尽瘁。 扎根草原,军大衣陪伴侄女26年 展厅里有一件军大衣,是周总理送给周秉德的妹妹周秉建的,它陪伴周秉建在内蒙古草原度过了26年的青春岁月。 “1968年,小妹秉建还不到16岁,主动报名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阿巴嘎旗插队落户。她到西花厅辞行时,伯伯伯母为她饯行,饭后,七妈邓颖超拿出一件军大衣,说是伯伯送给她在大草原上御寒。”周秉德说。 1970年,周秉建被推荐应征入伍。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副组长龙新南一同检查。
锦州工务段组织500余名干部职工冒雨巡检在980多公里辽西铁道线上。
30日,中国放出一个大消息,代购们着急了。
对初学者来说,俯卧撑每天坚持做2~4组,每组10个,休息1~2分钟再做下一组。
另外,内蒙古中部、京津冀地区中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江南东南部、华南中南部等地有分散性大雨或暴雨,局地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展览分为“江山如此多娇”“管叫山河换新装”“我们走在大路上”“风景这边独好”4个板块,既有黎雄才《井冈山朱砂冲哨口》、关山月《黄洋界炮位工事遗址》等表现对往昔革命岁月的追忆与纪念、对新政权下中国山河景象进行重新诠释的作品,也有林丰俗《石谷新田》、林墉《西沙风光》等侧重于当时新中国画对于题材进行改造,以纪实手法描绘社会主义建设风貌的作品,另有杨之光《雪夜送饭》、王玉珏《农场新兵》等作品通过描绘新社会中劳动人民形象来反映中国人追求理想、实现自我价值的新面貌。
带队救人的警员(港媒)港媒称,带队救人的那名警员,正是7月31日晚,天水围警署被千名示威者包围时,为救人而只身走出警署与示威者交涉的警官。
对此,公安部网安局已部署各地公安机关切实加大打击力度。
”《我们在太行山上》的歌声反映了那个弥漫着烽火硝烟的年代,广大妇女以无私的奉献和牺牲精神亲送儿子、丈夫、兄弟奔赴疆场杀敌保国,使山西成为“八路军的故乡,子弟兵的摇篮”。
开会的本意是为了摸清情况,解决问题。
必须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刮骨疗伤的勇气、坚忍不拔的韧劲坚决整治,同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争,解决不担当不作为的问题,完成党的各项工作部署和任务要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