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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协调研究与展示的关系？如何找到文物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平衡？如何推动考古和保护相融合？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让遗产保护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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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场专题辅导讲座、210场公共必修课课业辅导活动，这是南开大学学习中心2018年交出的成绩单。“朋辈指导”是学习中心开展“学业帮扶”的主导思路，学长学姐走上讲台，更能拉近教与学的距离。在南开大学，朋辈之间互相帮助、优秀学生辐射带动已经蔚然成风。“在学习中心帮助同学很有成就感。备课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加深理解、二次学习的过程。之前是以学生的角色学习，现在则是以老师的角色讲解，角色的转换对我的表达能力、知识功底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生助教、南开大学数学伯苓班大四学生牛建伟说。“南开40条”在提出以更大力度建好学习中心的同时，还专门强调要花大力气做好“名师面对面”“导师工作坊”两个品牌活动项目。其中“名师面对面”定位为学校最高水平的学业指导平台，邀请校长、院士、长江学者、教学名师、院长担任名师，与学生一对一、面对面。“导师工作坊”则聘请专任教师与辅导员给予学生以学术或职业生涯指导。“只要你觉得找董老师谈谈对你有帮助，你就来！”这是南开大学第8届“良师益友”十佳奖获得者、汉语言文化学院教授董淑慧常对学生说的一句话。“老师不仅要传道授业解惑，还要成为学生的朋友。如果学生愿意坐下来和老师一起谈谈人生和成长，可能比知识的传授更为重要。”“以德为先”是根本注重德育一直是南开大学的育人特色。“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老校长张伯苓提出的校训，就是希望南开学生都有“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公”是“能”之本。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推动课程思政改革、以“大思政”理念构建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南开40条”要求把思政教育贯穿本科教育全过程。师生“同学、同研、同行、同讲”的“四同育人”模式，从言传和身教两个方面提高师生交流的质量，是南开大学思政教育中增强学生获得感的重要探索。“南开40条”将“四同模式”制度化，推广到所有学院和所有学科。师生共同选题、集体备课试讲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堂精彩的思政课。“就思政课改革而言，‘四同模式’就是让教育者先受教育，让教师更好地担当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让社会实践成为师生‘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的互动平台，引导师生将‘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南开传统深化发展为‘爱中华、复兴中华’的实际行动。”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杨克欣说。“本科教育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不能脱离国家对人才的需求。”段文斌说，“我们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根本问题，正确处理‘人—人才—领军人才’三者之间的关系，切实做到既‘指方向’又‘搭梯子’，让学生成长为公能兼济的拔尖创新人才。”段文斌说。“南开40条”的推出，目的是“让教师动起来、学生紧起来、干部干起来”，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与人才培养能力。“南开本科教改始终遵循内涵发展导向、追求卓越导向、公能兼备导向、改革创新导向。”曹雪涛说，南开大学将不断探索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有效路径，加快实现本科教育由量变向质变的跨越，争当具有‘公能’特色的新时代本科教育典范。”（记者陈建强刘茜通讯员林栋）。张江汀任山东省委统战部部长(图/简历)张江汀，男，汉族，1961年10月生，山东昌邑人，1983年7月参加工作，198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管理学博士。

看完皮和肉，再把冬瓜托在手里掂一掂，目测同样大小的分量，重的那一份自然水分足些，如果肉厚瓤少，便是好冬瓜；而分量轻、肉质疏松、水分明显不足、瓜瓤又比较多的，则次些。

　　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利用。申遗成功后，如何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这场“接力长跑”还将继续。　　　　当地时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遗的消息，从在阿塞拜疆举行的第四十三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传来。　　7月7日，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网上预约系统上线，“抢”到首批预约名额的访客，从8日起有望进入这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以考古为特色的遗址公园，遥想5000年前建在水乡泽国的良渚古城。　　7月中旬，“良渚与古代中国——玉器显示的五千年文明”特展也将在故宫博物院武英殿开展，展期持续3个月。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件有关良渚文化或受良渚文化影响的玉器，将集中亮相。　　“后申遗时代”，如何把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也吸引了更多关切。　　考古发现　　古城遗址规模庞大，出土玉器制品精美　　良渚古城遗址是中国20世纪的重大考古发现。　　良渚古城遗址因最早在杭州余杭区良渚镇发现而得名。1936年，施昕更先生在良渚镇进行首次发掘。此后，考古学家对良渚古城遗址不断研究并证实：距今5300—4300年期间，在中国南方的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曾经存在过一个良渚文明。　　经由数十年考古发掘，良渚古城遗址逐步显露惊人面貌：面积631公顷的城址，由宫殿区、内城与外城组成，规模宏大；库容量4600万立方米的外围水利系统，由谷口高坝、平原低坝和山前长堤的11条人工坝体，以及天然山体、溢洪道构成，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也是目前已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堤坝系统之一；保存良好、具有代表性的墓地有瑶山、反山、姜家山、文家山和卞家山5处。　　玉器文明是良渚文明的又一重要特征，种类丰富，许多还雕有精细的纹饰，达到中国史前治玉水平的高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介绍，反山遗址出土器物包括玉、石、陶、象牙等珍贵文物1200余件（组），玉器占90%以上，瑶山遗址出土随葬品754件（组），其中共出土玉器678件（组）。　　“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证明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国家文明阶段。”中国考古学家严文明如此认为。英国知名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曾认为：“如果放在世界的框架上来看，良渚把中国国家社会的起源推到了跟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文明同样的程度，几乎是同时的。”　　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成果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全国统编中学历史教科书已将良渚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申遗之路　　协调推进保护发展，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申遗逐步提上日程。1994年，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中国申报《世界遗产名录》预备清单。2017年，明确了良渚古城遗址“良渚古城+瑶山遗址+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申遗范围，包括遗产区平方公里和缓冲区平方公里。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良渚申遗顾问陈同滨表示，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良渚古城遗址，并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灿烂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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