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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日贸易摩擦愈演愈烈 韩方打出了这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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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记得,张爱玲说过,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是袖珍戏剧,而对于法国大革命时代女性服装也同样具有特定的时代性和政治性。历史学者汤晓燕著的《革命与霓裳》,切入点新颖,是以“大革命时代法国女性服饰中的文化与政治”为研究对象,巧妙融合了服装文化史、女性史和大革命史,并且汇聚了近百幅珍贵图片,带读者一起领略革命与霓裳之间的精彩故事。整本书主要分三部分,讲述法国18世纪大革命前夕、革命高潮时期、革命退潮时期女性服装的嬗变,从而折射出政治变化及社会变迁,通过历史的推进和演化,反映出不同时期的人们的审美趣味和情感历程。  法国是时尚和浪漫之都,而法国服饰无疑就是时尚与优雅的代名词。凡尔赛引领着最新的服饰风尚,宫廷贵妇梳着高耸的发饰,穿着花边累累的长裙,显得那么雍容华贵。然而贵族等级中的女性无节制追求奢侈,却遭到了各个阶层的攻击,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时尚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她用华丽的服装来树立自身权威,表明自己特立独行、不任人摆布。最鲜明的例子是王后那标志性的高耸的发型。这种发型的特点是在头发中加入大量假发,由此可以将发髻竖得极高,夸张到有时候面孔正好处在整个人的中间位置。王后的新发明很快令巴黎女性趋之如鹜,即便它们的价格贵得离谱。针对王后的挥霍无度,王后及整个王室被政治冠以奢靡和谋权的罪名。从侧面说明了这个等级社会的根基摇摇欲坠,因为森严的等级区隔已经越来越模糊,用以区别自身与他者的手段唯有浮于表面的服饰。玛丽·安托瓦内特(图源于网络)  本书最大特色除了在于讨论女性在日常服饰表现出来的变化趋势,还在于特殊时期的特殊服装。例如,革命时代女性装男装或者佩戴装饰物;在革命庆典的时候,女性身穿统一服装,这都与社会政治气候的变化有密切关联,呈现清晰历史脉络的同时,也表现出革命中的法国女性的诉求。值得佩服法国女性的是,纵然在革命严峻的时刻,都没有放弃对时尚的爱好。普通的资产阶级家庭仍然要去剧院看戏准备美丽的服装,而三色徽是绝好的例证,时髦的女性以三色徽点缀自己。同时三色徽代表希望,这种符号具有审美意义,更具有政治意味,代表着爱国、统一和自由,革命的热情通过三色徽表现出来。在各大庆典或者仪式上,女性穿白色衣裙,象征着纯洁、德行和自然之美,因为与自然最契合的服装应该是简单而且清淡的。  革命后,巴黎出现了一股新的女性服装风潮。女性穿着薄如纱翼的高腰连衣裙,而在革命平息、社会待兴的历史夹缝中,一群身着半透明衣物的“绝美女人”撩动了社会脆弱的神经,但她们的出现仅是一场闹剧,轻薄的服饰只是情感被压抑的表达,在短暂的释放之后,优雅、简洁的服饰重归人们的生活。女士用各种精致面料、精美花纹或者凸现女性曲线的款式展示自身的美丽及社会地位,很好诠释时尚的随心所欲和日益浓厚的“女人味”,借助外在服装体现人们对生活态度积极乐观、精神状态热情饱满等内在东西。  服饰的变迁史,不仅是审美趣味,还是社会观念的投影,对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女性服饰的考察,揭示了服饰作为社会文化符号象征的意义。将历史上不同时期人们的服饰连缀成线,仿佛进入一条通往过去与未来的时光隧道,那些已然褪色的服饰,承载的不仅是霓裳羽衣曲,更是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记忆。(文/张书翠)(责编:汤诗瑶、陈苑)。上海实施垃圾分类成效如何?商务楼宇成违规“重灾区”原标题:上海实施垃圾分类成效如何?商务楼宇成违规“重灾区”  垃圾分类实施月余上海这座城有哪些变化  湿垃圾量明显增加、一次性餐具使用量大幅减少  新政追踪  湿垃圾量显著增加是考量垃圾分类成果的重要指标。

  各地生活垃圾管理不能“一刀切”,不宜规定全国统一的生活垃圾分类方式。  但现行的垃圾分类标准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用列清单的方式难以涵盖数千种垃圾成分,也不利于居民记忆。更重要的是,后端要有分别处理的手段。  新京报:目前各地生活垃圾多分为四类,有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分类?  王维平:要细化,分得越细,后期处理越方便,可回收垃圾也越值钱。但具体细化到什么程度,根本上还取决于后端处理水平,只有处理设施和手段达到了相应标准,才能往下细分。  此外,生活垃圾分类方式应遵循由简入繁,循序渐进的原则,不能急功近利。对各个分类要标注明确,易于居民理解和操作。  谈垃圾治理法规  完善法规生活垃圾分类有法可依  新京报:北京很早就开始推行生活垃圾分类,为什么多年来实际成效不明显?  王维平:1995年,我刚从日本回国,那时国内一些社会环保组织已经在发动生活垃圾分类,政府也很支持。但当时大家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系统性、需要的条件、合理的分类方式缺乏全面认识,没意识到后续的产业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多方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前面分类,后面混装混运,混合处理,没有效果。  2008年,北京选了3000多个小区作为试点,实现居民分别排放,各类垃圾分别运输,分别处理和加工利用。这时后端的各种处理设施和产业链已经形成,条件就比较成熟了。  法律不完善是另一个原因。1995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此前没有关于垃圾的法律,但该法律没有涉及垃圾分类。2005、2013和2016年对这部《固废法》进行修订,但修订后没有提及垃圾分类。  2017年,全国人大组织《固废法》执法检查,这部法律再次进行大面积修改。今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修订草案,明确要求加快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系统。  今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也将提请至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进行首次审议。法律法规将进一步完善。  这些条件具备了,垃圾分类才开始有法可依。  谈农村垃圾处理  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设施  新京报:你何时开始关注农村垃圾问题?  王维平:2006年起,我开始关注农村垃圾处理问题。北京行政辖区面积16400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约2700平方公里,目前的垃圾管理统计数据只是这2000多平方公里的建成区。余下的农村情况,刚刚开始介入管理。  新京报:农村和城市垃圾管理有什么不同?  王维平:农村面积大,人口少且居住分散,人员结构相对简单,垃圾怎么分类、运收和处理一直是个难题。大型垃圾焚烧处理方式,低于600吨/日,垃圾焚烧不能产电,填埋场要达到1200-2200吨垃圾/日,使用寿命20年以上,每吨处理成本才最低。但农村没有那么多垃圾产量,运输到其他地区处理,需要付出昂贵的运输和处理资金。  新京报:怎样解决农村垃圾处理的问题?  王维平:我认为要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垃圾处理设施,就近就地解决,得有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摸索运营经验,当然更应该明确统一的责任部门,统一核算。  谈我国垃圾问题  超1/3城市面临“垃圾围城”  新京报:目前中国的垃圾问题有多严峻?  王维平:随着国家人口、城镇化率、居民消费水平增长,垃圾问题越来越突出。根据住建部此前披露的信息,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  新京报:垃圾围城会带来什么问题?  王维平:带来的首要问题是污染。垃圾污染土地、水、空气,影响人体健康,造成呼吸道疾病、痢疾、癌症等疾病发病率提高。  其次是资源浪费。垃圾填埋场使用的土地,填满后成为一座垃圾山,彻底丧失使用价值。垃圾中混有大量玻璃、金属等可回收利用资源,如果不加分类直接填埋,会造成资源浪费。  越来越多的垃圾还需要投资购买更多垃圾车,增设处理厂,给社会增加经济负担。  新京报:怎么解决垃圾围城问题?  王维平:最优对策是减量化,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减少垃圾产生。1989年,东京的垃圾产生量达到峰值,由于推行了垃圾减量化行动计划,到2018年,东京垃圾产生量比1989年减少了56%。  还有资源化和无害化措施。资源化就是把垃圾中有价值的部分进行再利用;无害化是在垃圾收运、储存、处理的全过程中减少或避免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新京报记者黄哲程。迈上小康路生活变了样(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来自一线的蹲点调研)  得知要去独龙江,记者心头一紧。

  但是,如果景区的目的是在于阻止“野游”行为,收取有偿救援费恰恰可能是效果较差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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