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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11-05 14:3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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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幻想小说在中国刮起的“魔幻风”,令我国本土作家也积极创作幻想型儿童文学作品以飨读者,代表性作品有汤萍的《魔法小女妖童话系列》《魔界系列》,殷健灵的四卷本《风中之樱》,薛涛的《夸父与小菊仙》《盘古与透明女孩》等。这些作品呈现系列化、多卷本的特点,富有幻想色彩,有的还融入了我国传统神话元素。如同“哈利波特”一样,系列化、幻想型成为新世纪我国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趋势,我国儿童文学终于插上幻想的翅膀,“飞”了起来。目前,新世纪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主要存在引进多、本土创作少,跟风多、原创少,城市多、农村少、题材分布不均匀,生产多、推广少等问题。此外,还有儿童小说人物塑造的脸谱化、同质化现象。这些问题的源头,恐怕还得归结为原创力不足,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一些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想象力缺乏。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使得本土原创儿童文学难以摆脱存在的某些教育和训诫的色彩,“太多的教化色彩,让我国大多数儿童书疏远了其阅读主体——儿童,从而为西方那些充满奇异幻想、符合儿童天性的儿童书的进入大开了方便之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哈利波特”系列会在中国掀起这么大跟风模仿的浪潮。因此,新世纪外国儿童文学汉译带给我国本土儿童文学创作的启示之一,就是要进一步放飞想象力,将中国传统的神话传奇元素融入奇妙瑰丽的想象之中,为孩子们构建一个兴趣盎然的幻想天地。新世纪外国儿童文学汉译带给我国本土儿童文学创作的第二大启示,就是如何将儿童文学的类型化与文学性完美结合起来。一般来说,文学作品走向类型化的时候,往往会部分地牺牲文学性,而文学性强的作品,又较难类型化。儿童文学亦然。新世纪以来,我国儿童文学创作日渐向类型化靠拢,可读性加强了,但某些领域的艺术性却降低了,在类型化的进程中甚至出现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现象。相比而言,“哈利波特”系列却将儿童文学的类型化和文学性完美结合起来,成为老少皆宜的作品。我国目前的类型化儿童文学总体显得较为幼稚,文学性不足,与成人文学的分界十分明晰,但是“哈利波特”系列却以它深厚的文学性、丰富的知识性、悬念迭生的情节结构、生动形象的语言修辞等,超越了传统儿童文学的边界,模糊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界线。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佐哈儿沙维特教授指出,“罗琳通过提供一个次要的故事模式就打发了年幼的读者,这个次要的故事模式就是哈利波特与朋友们为战胜邪恶而经历的冒险”。这种历险故事在成人文学中俯拾皆是,但是将它老练地用于儿童文学创作中,并且加入成人文学中的哥特式小说元素和神话传奇故事,构建出一种新的魔幻小说模式,并非每个儿童文学作家都能做到,但是罗琳做到了,因此她成功了。新世纪以来,我国儿童文学的类型化趋向催生了一大批同质化的儿童文学作品,如何从中脱颖而出,成为让新一代儿童文学作家绞尽脑汁的事,或许“真要比高下,到头来,还是得到文学性上去找出路,还是得到纯文学中去吸取营养”。“哈利波特”的成功告诉我们,新世纪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应该将类型化与文学性更好地结合起来,如此才能真正尝试与国际接轨,成为世界儿童文学大家庭中的一员。由上可见,外国儿童文学汉译对我国本土儿童文学创作的影响和启示是积极而深远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成功告诉我们,中国儿童文学创作需要进一步丰富题材与想象力,促进类型化与文学性相结合,才能真正做到寓教于乐,起到怡情、生趣、教育、激发想象力等多重效用。(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世纪外国通俗文学汉译研究”负责人、西安外国语大学教授)。“冰淇淋元年”资本大涌入 品牌难培育这个夏天,我国冰淇淋市场迎来集体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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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的共识是,辞赋的渊源文体至少有以下九种:诗经、楚骚、战国策、先秦宫廷俳优艺术、先秦神话、先秦隐语、先秦寓言、先秦俗赋、秦汉说话艺术等。其实,汉赋浑和的应当还不止这些文体,它几乎整合了所有之前已有文体。西晋皇甫谧《三都赋序》曰:“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这个“加”,既指语言、修辞方面,也应包括文体方面。试想:赋之为体,有什么已有文体是不可以“加”进去的?无论经史子集,还是诗骚歌谚,抑或言语论说,都可以“无缝对接”。所以赋给人的最大感觉就是:它总是“满满”的,读赋能让人“吃撑”。西汉司马相如就曾说道:“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说文解字·贝部》:“赋,敛也”,这就说明,赋的本意就是“聚敛”,是一种以聚积性为主要特征的文体。明代屠隆说:“文章道钜,赋尤文家之最钜者。包举元气,提挟风雷,翕荡千古,奔峭万境,搜罗僻绝,综引出遐,而当巧自铸,师心独运。岂惟朴遬小儒却不敢前,亦大人鸿士所怯也。”此言充分道出了赋的集合性和创造性。唐传奇、元明清戏曲无疑也属于“大成”之强势文体。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说唐传奇“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唐传奇之妙处,正缘于其“文备众体”。清代孔尚任《桃花扇小引》说:“传奇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无体不备。至于摹写须眉,点染景物,乃兼画苑矣。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戏曲的特质及优越性也在于其“无体不备”。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或说,曲为“词余”。这些也都说明戏曲文体的浑和性。英国作家福斯特曾说,小说具有很强的综合“左邻右舍”的能力。笔者以为,在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浑和文体是长篇小说,其优越性超过戏剧。两者虽然都属叙事文学,都有很强的整合性,但戏剧(包括影视)因仰赖舞台(或屏幕),整合性受到一定限制;而小说,变搬演为白言,具有最大限度的整合性。所以,长篇小说好比中国古代文体中的“超级恐龙”,拥有无穷的能量和活力。迄今为止,长篇小说仍无与争锋地雄踞于大成文体的宝座之上。然而,大成文体并非一成不变:一方面它自身仍处在永不间断的浑和进程中;另一方面它也要更新换代。在文学史上,每隔一段较长的时间,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大成文体。新的大成文体可以兼包所有的已有文体,其中包括旧的大成文体。然后,随着新的大成文体的上位,文坛趋于稳定。直到一段较长时期后,更新的大成文体再次出现。如此循环,以至无穷,这就是大成文体的衍化史。形成大成文体的文化背景是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和“大成文化”。《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和,是天下之大道。习近平主席2014年访问印度时曾说道:“我们都把‘和’视作天下之大道,希望万国安宁、和谐共处。”这就说明,和为贵,是“最中国”的文化理念。《国语·鲁语》记周太史史伯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最高境界的和,古人谓之“太和”。《周易·乾》曰:“保合太和,乃利贞。”合和,方能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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