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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河北：《关于做好人民网网民给省委书记、省长留言办理工作的通知》2019年4月，河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做好人民网网民给省委书记、省长留言办理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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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吴正丹、牛宁。司法公开彰显制度力量（金台锐评）　　司法公开是法治建设的重要一环，无论是提升司法公信力还是树立法治权威，都必须建立健全阳光透明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8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迎来第三十一次检察开放日活动。与以往不同，参加这次开放日活动的公众都是通过网上预约申请后随机抽选产生的。完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老百姓报名参观，这在最高检开放日的历史上还是首次。“只有让人民群众认识和了解检察机关，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有效地监督和支持检察工作。”最高检负责人表示。　　司法公开是法治建设的重要一环，无论是提升司法公信力还是树立法治权威，都必须建立健全阳光透明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近年来，我国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对于司法公开着墨颇多：最高法同步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建成全球体量最大、访问量最多、影响最大的裁判文书网；最高检升级建设检察服务中心，四级检察院同步完善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提供一站式服务。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让“深化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的理念深入人心，公平正义不仅正在实现，而且是以老百姓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曾几何时，司法曾笼罩着神秘的色彩，而司法公开就是要掀开这层神秘面纱，让案件的每一个流程、庭审的每一个细节、文书的每一个标点都要迎接社会公众的检验。　　对于司法机关而言，司法公开不仅是态度，是勇气，更要彰显制度的力量。一开始，很多人的确不能适应：公诉人在公开庭审中被问到哑口无言、司法文书中的小疏忽招来一片批评、法律适用问题引起广泛争论等等。但随着时间推移，司法公开倒逼司法公正的作用开始显现，司法人员的能力水平在公众挑剔的眼光中不断提高，并且越来越敢于在关键节点主动发声回应社会关切，与社会公众形成了良好互动。　　前段时间，在赵志红死刑案中，最高法主动发声，详细回答了为什么赵志红坚持供认自己就是“呼格案”真凶而法院最终没有认定，给公众上了一堂生动的“疑罪从无”法治课。而在昆山反杀案中，最高检和江苏检察机关主动介入，详细说明案件定性意见，也让专业的正当防卫逐渐被公众所了解。　　了解了才会尊重，理解了才会信任。对于法治建设而言，更是如此。

强化对践行“四个意识”，贯彻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情况的监督，督促党员领导干部把“两个维护”落实在实际行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