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茂先后多次借款给吴卫勇并收取利息,两人长期存在借贷关系。林茂担任金叶贸易公司总经理后,为使吴卫勇能及时偿还其借款及利息,擅自决定让下属全资子公司金叶发展有限公司以合作经营蚊香产品的形式,借款给吴卫勇使用。吴卫勇没有让他失望,拿到公款后,大部分直接用于偿还他同林茂个人之间的债务。2014年11月至2018年5月,该公司累计借给吴卫勇4000多万元。截至案发时,吴卫勇因无力偿还债务,尚欠该公司本金1300多万元。吴卫勇向金叶发展公司借钱期间,也多次向林茂借款并支付利息,截至案发时,吴卫勇尚欠林茂本金及利息900多万元。“当时,考虑到我们公司没有经营蚊香生意的经验,且这样的合作方式不妥,风险又大,包括我及相关部门对公司与吴卫勇的合作并不支持,甚至明确反对,我与林茂还就这件事发生了激烈争吵。但是,林茂根本听不进去我们的意见,甚至还吓唬我们说,如果谁有本事去拉回这么大额这么优质的生意,可以不与吴卫勇合作,否则免谈,必须上该项目。”金叶发展公司的一位班子成员回忆道。林茂的强硬行为,表面看似乎是为企业创收,实则将个人财产风险恶意转嫁给企业。在决定这场所谓的“合作”前,他既没有对项目进行风险评估,也没有进行市场考察。合作中没有进行跟踪、监督,甚至在吴卫勇多次违约,不能按约定还款给公司时,林茂仍然同意借款给吴卫勇继续使用。国有资金流失的风险性,国有资金回收的可控性,均不在他的考虑之列。国有资金究竟去哪儿了?“吴卫勇借款后因大部分用于偿还林茂个人的高额利息借款,才导致没钱还给金叶发展公司。林茂左手将个人资金借给吴卫勇并收取较高利息,右手借公款给吴卫勇偿还个人借款并收取较低利息,这一左一右,很巧妙地将私人借款风险转移到公款上。换言之,公家的钱经过转化后,全流进了林茂个人腰包。”办案人员分析公款的去向问题道。至于吴卫勇,他并不傻。为了拿到较低利息的流动资金,他当然要尽可能地协助林茂完成公款出借。如此内外勾结,最终损害的却是国企利益。此外,林茂还擅自决定公司采取同样的虚假合作形式,借款给其他几家公司使用。更有甚者,未经集体研究,林茂盲目决策,个人决定购置无产权房产,丝毫不顾及国有资金安全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林茂如此肆无忌惮、无视组织纪律?腐化堕落,仕途不顺辟“蹊径”林茂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家里比较拮据,凭着勤奋好学,他成为村里的第一位大学生。毕业后,他幸运地被分配到县人事局工作,后被组织选拔,成为全县最年轻的副镇长。由于表现出色,他先后被选调到团委、组织部等重要岗位工作,并获得湛江市优秀组工干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2004年,他被组织提拔为湛江市国资委纪委书记。2014年起,他开始担任湛江市金叶贸易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这样一位一度表现优秀的干部,为什么会步入歧途、自甘堕落呢?“想当年,我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但是,1997年因拟提拔担任县区组织部长受阻后,我变得心灰意冷,认为自己的努力未必能得到组织的认可,不如多做些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从此,我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把党纪国法抛之脑后,开始经商谋利、贪图享受、收受红包礼金……”林茂道出了背后的隐情。回顾其人生轨迹,不难发现,林茂曾在人事、组织部门工作多年,又担任过国资委纪委书记,对组织程序、组织纪律不会陌生,为何还会一再无视组织纪律,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呢?利字当头,组织原则抛脑后违反组织原则的背后,逃不开一个“利”字。正如林茂所说,个人理想信念动摇后,更多考虑的是发家致富、谋取私利,而不是党和国家、集体利益。在办案人员看来,林茂对党的组织纪律“既熟悉又麻木”,麻木的背后皆因利字当头。2018年11月9日,湛江市监委对林茂进行监察调查的消息一经发布,金叶贸易公司上下议论纷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道:“林茂出事,看似偶然,实则必然。他为人处事高调,作风专横,大事小事自己说了算,把公司当成自己家了。”金叶贸易公司一位副总则坦言:“多年来,林茂养成了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习惯,开班子会有时就是走走形式,一切以自己的意志为中心。”的确,当初林茂为了让吴卫勇能够及时还钱给自己,以合作经营为幌子,将公款出借给吴卫勇。在借款遭到金叶发展公司其他班子成员或相关部门大多数人反对后,林茂竟然撤掉这家子公司的董事长,由自己担任,全然不顾外界影响。另外,在2017年,明知金叶贸易公司准备购买的某写字楼200平方米房产不能办证且存在较大使用风险,林茂仍不顾其他领导班子成员的意见,拍板决定购买这处房产。这桩异常的房产交易背后,林茂收取房地产商回扣款高达60万元。监督严重缺位,权力不受制约,项目在未经充分论证的情况下,盲目决策上马……“如果当初上级党组织和国企主管部门能加大对关键岗位关键人的监督力度,带动形成班子成员内部相互监督的良好风气,如果林茂能认真听取班子成员的意见,将党的纪律挺在前面,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国有资金就不会流失,他也不会一步步滑入犯罪深渊。”办案人员颇感惋惜。党的组织纪律讲得很明白,重大事项不能由个人决定,“三重一大”事项必须经班子集体决策,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一把手搞“一言堂”,规范权力运行,让决策更加科学有效。然而,为了一己之私,民主集中制等组织原则在林茂这里,却成了一句空话。“都怪我没有正确履行组织赋予的权力,骄傲自大,主观上把国有公司当成私有公司看待,独断专行,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我既没有按规章制度办事,也没有将‘三重一大’事项交由领导班子会议研究决定,导致合作经营上出现了不该有的错误。在利益的驱使下,哪管什么党纪国法、组织原则?贪欲真是万恶之源!”面对审理人员的谈话,林茂流下了悔恨的泪水。单仁平:不冒犯中国消费者是西方公司必修课 多家外国品牌近日被网民爆出在自己的产品或网站上将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同于国家,那些品牌包括范思哲、蔻驰、纪梵希等。
而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消费者对于品牌、品质、个性化等要求甚于价格,这类高端人群需要买到符合自己身份价值的高品质产品。
至于高超音速中程导弹,由于相关技术尚不成熟,短期内很难形成实战能力。
20世纪30年代,张伯驹先后三次向溥心畲求购《平复帖》,最终以四万大洋成交。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08年报道,中国涌现出60家游艇俱乐部和300家游艇生产厂,中国重新找回了对船只的那份热情。
法史钩沉话智库2014年初,中央提出建立智库的意见,中国政法大学各个学科都进行了建设智库的活动,张晋藩以提供史鉴作为智库建设的基本点,率领他的团队又投入到国家智库的建设中。
她指出,无论是要消除市民的慌乱、恢复对香港的信心,还是要让香港经济复原,都需要首先停止暴力。
世界上一些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发现自己面对的入境人流多到已经超出了其承受能力。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当年晚些时候,中菲两国警方在菲律宾突袭了一个赌博团伙,逮捕了近80名没有合法移民证件的中国公民。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李明江说,中国警方在这些行动中发挥了出谋划策的作用。实体书店换了新面孔(消费万花筒)指尖翻动着《我们仨》,空气中飘来阵阵咖啡的香味。近日,北京高二学生林凌参加由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举办的主题活动。“书店的装修很精致,还有咖啡店和自习区,在这里看书觉得非常舒服。”林凌说。眼下,实体书店正在应对手机阅读、网络书店、电子书等带来的挑战,在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的推动下,迎来新一轮的转型与发展,逐渐形成“书店+咖啡店+零售+讲座”等“书店+”的新商业模式,大量书店走进商业购物中心开设新店,演绎出不同于传统书店的新业态。实体书店正在加快转型步伐。2016年,《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印发,要求加强城乡实体书店网点建设、推动实体书店与网络融合发展、提升实体书店信息化标准化水平等,并提出加强财税和金融扶持、提供创业和培训服务、简化行政审批管理等政策措施。2019年北京持续推动全市实体书店建设,市级财政将投入1亿元扶持200家实体书店,同时在全市加快阅读空间、书香驿站等阅读场所的建设。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张作珍表示,实体书店目前面临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和倡导读书的利好大环境。进一步推动书店经营理念和服务模式创新,老书店一样可以焕发新的生命力。转型后,书店不同于传统的“购书”场所,除了书籍零售之外,还会提供更多增值服务:书店里的咖啡店和花店满足白领放松休闲的需求;安静整洁的阅读区是年轻人最喜欢的地方;定期举办的学术沙龙和讲座使书店往多元化方向发展……许多书店成为具有文化属性和多元体验双重意义的文化生活空间。一些转型较早的书店已经成为城市文化的新地标。越来越多书店加入到转型升级的浪潮之中:北京的涵芬书院内部古色古香,升级后打造全新的复合阅读空间;北京外文书店在7月举办“暑期外语学习类图书展”,集中展示外语学习类图书和各级读物,涉及英、法、俄、西、韩等语种,受到家长和孩子的欢迎。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认为,在近两年的转型发展当中,实体书店已经不是一个单纯只卖书的场所。它的经营模式越来越丰富多样:有的书店与学术沙龙结合在一起,有的与文创产品的推广展示结合在一起,还有的与手工制作结合在一起。现在的书店越来越变成一个综合性的文化场所。但转型的过程中也会面临阵痛。
(三)对新闻信息提供跟帖评论服务的,应当建立先审后发制度。
因此,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让他们远离游戏戕害,迫在眉睫。
本办法所称互联网信息服务,是指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提供信息的服务活动。第三条互联网信息服务分为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两类。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是指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有偿提供信息或者网页制作等服务活动。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是指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无偿提供具有公开性、共享性信息的服务活动。第四条国家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案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