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万亿元。
不难预测,在人工智能这个跑道上,中国企业将借助技术与产品的优势,占领转型升级的先机。
(记者赵永新) 来源:人民日报。移动通信技术领先的美国,为什么会“误入歧途”?责编:邹松霖编审:张伟(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2期)最近有一篇《是谁谋杀了华为的竞争对手北电》,网上流传甚广,据说作者是一个叫作戴老板的写作高手。文章有点长,虽然不是专业性的论文,但是也涉及到一些技术问题,要想认真看完、看懂也不容易。应该说这篇文章对移动通信的发展历史讲得是比较清楚、客观的。他里面讲到的北电就是加拿大过去著名的通讯公司北方电讯。北电和美国的朗讯都是继承了电话发明人贝尔的衣钵,属于血统纯正,朗讯的贝尔实验室在科技界享有盛名。另一篇叫作《华为、北电和切尔诺贝利》的文章,作者自称是曾经在几家电信公司,包括北方电讯工作过的科研人员,他对前述戴老板的文章基本是肯定的,但是也略微表示了一些异议。我也曾经到北方电讯在加拿大和美国边境附近的一个研发中心参观过。这个研发中心风景优美,为研发人员建设的别墅群掩隐在森林之中。当时我看了一言未发,而内心波涛汹涌。我想我们国家什么时候才能为科研人员提供如此好的研发环境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啊?但是时间不到20年,世事居然沧桑巨变,北方电讯破产了,被肢解了,美国的朗讯也改换门庭了。过去名不见经传的华为倒成了美国举国要打击的高科技公司。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西方大公司买专利技术和标准时,华为在网罗人才北方电讯破产后,它过去的竞争对手都来抢食它的躯体,西方的一些著名大通信公司买走了它的专利技术和标准。这时华为也去了,但是华为的重点是网罗正失去工作的原北方电讯的科研技术人员,招聘成为华为的员工,甚至是一个完整的团队都挖过来。这为华为打开过去久攻未下的欧洲和其他地区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北方电讯的员工后来成了华为4G和5G研发的骨干。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我写的一篇文章《中国的芯片产业为什么不尽人意?》。文章中我讲到了4个关键要素:人才、资金、体制和产业链。我特意还解释了一下,尽管体制和其他3个要素相互之间都有紧密的关系,但是为什么我没有把有些文章中讲得最多的体制放在第一位?这是目前中国经济界最时髦的说法。大家看,无论是加拿大的北方电讯,美国的朗讯、摩托罗拉,还是法国的阿尔卡特,他们的体制都是一样的,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市场经济,可为什么这些巨头最后都垮掉了呢?所以我把人才放在4个要素的第一位。我的这一看法当然在网上的评论中也受到了一些非议,这是我事先早有预料的。这两天看到前述的两篇文章,有感而发,再把我在关于芯片那篇文章中的观点炒一次冷饭。在技术标准的选择上走了岔路,后来又想搞单边主义,美国最终误入歧途《是谁谋杀了华为的竞争对手北电》一文中讲到了一个细节:除了错失WCDMA之外,北电CEO扎菲罗夫斯基还押错了WiMAX技术标准。这门技术表面上是Intel、IBM和摩托罗拉等一众美国公司推动,实则背后推手是美国政府,后者用政治手段在3G标准提交截止9年之后,将WiMAX强行纳入成第四个3G国际电信标准。加拿大的北电紧跟美国,并不令人意外。后来的结局令人意外:WiMAX路线被欧洲等合谋做掉,北电大量投资打了水漂,无法转化成收入,2008年金融危机又让财务问题进一步放大。我在之前写的《从小学生到勇立世界潮流》这篇讲述中国移动通信发展历程的文章中,也讲述了基本相同的内容。我在第六节写道:欧洲在他们原有的技术基础上发展了基于FDD(频分多址)技术的4G标准。而中国的TD-LTE标准是基于TDD(时分多址)技术,但是TDD技术在信号上行和下行可以不对称,而FDD则上下行对称。TDD的不对称信号传输在4G阶段要传输视频等时却显示出优势,适合用于互联网。
1918年2月15日,周恩来在阅读《新青年》后写道:“对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
”刚一进组,赵魏就连着12天拍靖安司的戏,“我基本上一回屋里就开始泡脚、背词儿、默写。
在张连起看来,个税改革的过程中,如何保证税收能够应收尽收,同时不挫伤中等收入群体积极性,这非常重要。
从社会融资规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币贷款来看,7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万亿元,略低于预期。
“房住不炒”深入人心 在2019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表示,从房价、房地产投资、房地产销售、开工面积、土地成交等房地产领域指标综合来看,当前房地产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比如新华社记者“卧底”发现,有培训机构通过编造各种活动“截杀”消费者,即虚构一个截止时间,催消费者赶紧交钱。去年7月,工信部、最高法、最高检等13个部门印发《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方案》,目前仍处于治理期,但一些骚扰电话源头企业似乎没有多大的影响,照常骚扰不止。治理骚扰电话,“卧底”记者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线索新思路。首先,上述报道中“举报”了多家机构,对治理部门而言是有价值的线索。比如“中邦金融”“深海教育”通过招聘、培训电话推销员,对消费者进行电话骚扰,以及几家大型房产中介、互联网公司是信息泄露的始作俑者,对这些被点名的企业应严查重罚。此轮治理骚扰电话,已有企业受到处罚,但数量很少而且不太知名。如果从记者“卧底”发现的问题企业入手,对“中邦金融”等有组织的电话骚扰机构,依据《广告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等开出罚单,对涉嫌泄露个人信息的企业,依据《网络安全法》《刑法》等进行追责,才能有明显的震慑效果。其次,暴露出电信企业没有尽到责任。骚扰电话的存在,一般离不开电话卡,也离不开电信网络,为避免屡被投诉、标记,涉事企业推销员会不断更新号码,公司则统一办理170号段电话卡,可见虚拟运营商是骚扰电话的“帮凶”,这需要从严治理虚拟运营商,落实实名制。另外,三大运营商对骚扰电话缺少有效的识别和拦截手段,这一点也要治理。今年5月,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就骚扰电话管控不力问题约谈了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和江苏、浙江、四川等问题突出的四省电信公司。6月份,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江苏省消保委就骚扰电话问题约谈该省三大运营商。虽然约谈也是一种治理手段,但从现实情况来看,约谈效果比较有限。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对三大运营商开罚单。再次,治理骚扰电话应当多采取非常手段。骚扰电话的源头在哪儿,究竟如何运作,只有彻底搞清楚这些问题才能“对症下药”。新华社记者通过暗访、“卧底”等手段发现了部分真相,为进一步治理提供了依据,但不能只靠记者“卧底”,有关部门能否也采取非常规手段去取证、查处,也值得考虑,这不仅能查处个案,也能发现深层问题。要想有效治理骚扰电话,有关方面既要换位思考消费者的“愤怒与无奈”,也要看到电话推销企业、信息泄露企业的狡猾与利欲熏心,还要看到电信运营企业的麻木与失责,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期待加快出台和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重罚电话骚扰违法行为。(责编:李仪泽(实习生)、仝宗莉)。影视创作应积极为社会发展赋能 当下,舆论格局和传播方式的巨大变革给影视创作带来了新的挑战。移动终端成为大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猎奇、围观、消费娱乐心理被不断放大、满足。各种碎片化且掺杂着“星”“腥”“性”的内容涌向公众,容易让人产生一种片面、虚幻、扭曲的现实感受。在这种情况下,影视创作所具备的教育、引导与塑造功能亟须发扬,创作者应当在坚守弘扬主旋律这一创作核心的基础上,结合市场环境的新特点进行内容生产,既呈现革命历史的波澜壮阔,也关注当下中国人追逐梦想、艰苦创业的动人故事,更要放眼全球,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提出中国答案,为观众带来深刻而严肃的思想启迪与人生感悟。 1.革命历史故事:贴近市场,拉近观众心理距离 没有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就没有中国的繁荣富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独立的历程错综复杂,充满着不为人知的曲折和艰辛,为影视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故事素材和表现角度。所以,讲好革命历史故事,一直是国产影视剧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中国影视创作日益繁荣,生产运营水平稳步提升,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领域迎来了空前繁荣,创作者们纷纷在类型化生产、商业化制作、产业化运营等方面下功夫,用市场力量进一步推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发展。2009年,电影《建国大业》召集187位明星参演,用“在电影院里数星星”的话题效应助力作品传播,创造了亿元的票房奇迹,形成了主旋律宣传与市场化营销、商业化制作相结合的新模式。从此以后,“数星星”成了该系列电影的标配——《建党伟业》参与的明星更多,场面更宏大,人物刻画更细腻,他们用精湛的演技深度解答了“为什么历史和人民会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建军大业》则尝试起用“新鲜血液”饰演处于历史舞台中央的青年英雄,将有血有肉的人物塑造与崇高信仰的价值传递有机融合,拉近了革命历史与年轻观众的距离。 不止于此,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在尝试凭借高知名度演员开拓市场空间的同时,还不断围绕着人民群众的需求进行艺术创新和观念突破。宁海强执导的电影《勇士》借鉴类型创作的思路,融入大量动作元素,既呈现了密林作战、断崖作战、河谷作战、泅渡作战等热血激燃的战斗场面,又塑造了一批饱满鲜活的人物形象,实现了类型片与题材的巧妙融合。类似的还有电影《百团大战》《血战湘江》《古田军号》《八子》,电视剧《可爱的中国》,用更加符合时代特色的表达方式赋予革命历史故事以新的艺术生命,通过紧张情节和丰富细节让博大情怀落在实处,在商业化层面显出成效。 2.现实题材:深切回应火热的现实生活 影视作品理应通过精湛新颖的艺术表现手法潜移默化地走进广大观众的情感深处,浸润他们的心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文化消费日趋多样、媒介环境日新月异的环境下,部分创作者的观念未能与时俱进,对作品的定位仍停留在“观念的传声筒”层面,主题先行、题材陈旧、剧情高悬等问题层出不穷。即便某些作品拥有一定的艺术质量和思想内涵,也往往因表现手法、选材内容无法契合新时代观众的观赏需求,而难以被市场所接纳。 因此,影视创作在弘扬主旋律的同时,更应当注重时代性,聚焦真实的社会现实、贴近观众的日常生活,艺术地呈现中国人艰苦奋斗的故事和丰富的情感世界。电视剧《最美的青春》运用强情节的剧情设置、生动丰满的人物塑造、明快紧凑的叙事风格,使为家国事业奋斗的伟大情怀深入人心;电视剧《大江大河》以小见大,用点带面,从三个典型人物个人命运的起伏,管窥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这三种不同经济形态的历史沉浮,将人物选择与情节发展相互交织,按照真实性原则写出情感和人性,写活人物,甚至写出时代,契合了当下观众尤其是年轻群体越发严苛的审美诉求。 从受众接受心理来说,现实题材影视作品由于刻画的是平凡人形象、流露的是普通人情感、表达的是个体与国家间的休戚与共,因而更容易被接受。近期热播的电视剧《都挺好》《少年派》,以家庭、情感生活为主线,展现了现代都市人的生活样态。这些看似普通的小事,实际却与整个时代图景相关联、相呼应——观众对苏明玉、林大为形象的推崇反映了当下国人拼搏奋斗、热爱生活的普遍心理,围绕苏大强养老问题,林妙妙教育话题的讨论则反映了国人对养老、教育问题的思考。针对这些大众普遍关切的领域和问题,影视作品用智慧的方式做出了解答,给出了方向,让观众能够从中汲取经验、反思生活,从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3.国际传播:现代包容的中国形象不应“缺席” 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作为“成长”中的大国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产生着深远影响,中国的国家形象让世界为之瞩目。因此,在面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如何利用作品构建和平守卫者、发展促进者的形象,成为影视从业者不容忽视的课题。 一段时间以来,出口海外的中国影视剧题材比较单一,主要局限在历史题材。而受到海外市场青睐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大多数聚焦于武侠功夫、神魔玄幻领域。有的作品架空历史,悬浮于现实之上,充斥着视效炫技、权谋算计、暴力杀戮,将侠义精神、家国情怀等主流价值的传达遮蔽或带偏,反而加深了外国观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和猎奇心理。 要构建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一个现代包容的、充满生机活力的当代中国形象在影视海外传播中是不应“缺席”的。近年来,国产现实题材影视作品走出去领域捷报频传。《战狼Ⅱ》《红海行动》等军事动作影片燃情海外电影市场,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上映时出现座无虚席、场场爆满的景象;电视剧《生活启示录》在蒙古国创造了蒙古国家台的收视新高,主题曲《爱到底》被当地民众广为传唱;都市爱情剧《欢乐颂》、悬疑推理类网络剧《白夜追凶》登陆欧美市场……诸多反映中国当代社会变迁、讲述新时期中国故事、展现中国人昂扬向上面貌的现实题材作品,在海外主流平台播出后大受欢迎,让世界观众看到了符合时代特征和现实状况的国家形象。 尤其是今年年初上映的中国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在跨文化传播领域更具开创性意义。科幻题材是人类在现实基础上对未来展开的艺术想象,它看似远离生活,实则承载着人们对世界、对国家、对自己的认识和期待。《流浪地球》通过一个人类带着地球寻找新家园的故事,向各国受众传达中国人即使身处逆境也不放弃努力的乐观精神,阐释中华文化中对故土家园饱含深情的人文情怀,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式表达。这部给人类未来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提出中国答案的作品,获得海外票房与口碑双丰收,为影视传播中国文化开辟了广阔的创新空间。 我们所弘扬的时代主题能得到观众的认同,就会形成亿万人民共同前进与奋斗的合力,凝聚传播国家意识形态、争取国际话语权、赢得世界尊重和认可的能量。在这一过程中,影视作品作为具有教育、引导与塑造功能的文艺创作,需要不断挖掘并发挥出其巨大的推动力。 (作者:李群,系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责编:韦衍行、丁涛)。政治家周恩来有四点独特之处1955年,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首届亚非会议。 周恩来是令人敬仰的历史人物,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巨大贡献。
自1992年9月21日立项至今,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自力更生、攻坚克难,先后成功发射了11艘神舟飞船、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以及天舟一号货运飞船,逐一攻克载人航天各项关键技术,如今稳步迈向空间站时代。
然而,与举办场次和参与人数逐年飙升对应的,却是主办方组织能力、服务水平的落后。从几年前一场马拉松瘫痪一座城,到层出不穷的替跑、抄近道事件,再到最近的递旗拉扯风波,种种乱象无不反映出,我们很多地方与马拉松这项专业运动的距离还很遥远。湖北十堰消防举办比武对抗赛 冒严寒苦练本领推荐阅读国家监委召开第一届特约监察员聘请会议 12月17日,国家监委在京召开第一届特约监察员聘请会议,优选聘请50名特约监察员。
” 在世界经济运行风险和不确定性上升、国际投资者信心不足的当下,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