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游棋

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智能时代的信息价值观引领研究”课题，将从智能信息技术带给人类的诸多价值观挑战入手，通过信息哲学、技术哲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计算机和智能科学等跨学科的交叉中，从智能时代的信息价值观的个体、社会和传媒三个维度进行深入研究，探讨适应智能时代要求的信息价值观引领策略，构建一套智能时代信息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原则。

尽管放开了二孩,但是二孩出生的增加远远顶不了一胎出生的下降,这一现实情况还将是长期趋势。

　　围绕付国豪事件的道义逻辑链非常清晰，法律层面就更清楚了。

大山曾经阻挡了独龙族走向世界的步伐。全国总人口仅约7000人的独龙族，有4200多人生活在独龙江乡。这里地形为“两山夹一江”，高黎贡山和担当力卡山并肩高耸，独龙族群众就聚居在独龙江河谷地带。新中国成立之初，独龙族尚在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前几年，独龙江乡还处于深度贫困中。“在党中央关心和各部委支持下，云南省采取‘整乡推进、整族帮扶’的超常规措施，推动独龙族跨越式发展。”独龙江乡乡长孔玉才说。去年底，迪政当村最后一批15户51人脱贫出列，独龙江乡贫困人口清零。记者走访各个村寨，领略着独龙江乡的沧桑巨变——告别大雪封山，独龙江乡实现全年通车。以前，独龙人出行遇崖搭天梯、过江靠溜索，直到1964年才有人马驿道，1999年才通简易公路。2015年，独龙江乡公路升级改造完成，全乡告别每年有半年与世隔绝的历史。搬出篾笆房、木楞房，家家住上安居房。马库村29岁的唐小聪，童年最大的愿望是有个温暖的家，但以前住的篾笆房总免不了透风漏雨。2014年，他家搬进了温暖舒适的安居房。目前，全乡1100多户都住上了安居房。民生不断改善，人人都有社会保障。独龙江乡九年制学校、卫生院、养老院等民生项目相继建成，所有人都参加了医保，中小学生入学率100%。苦了大半辈子的“文面女”李文仕说：“我的晚年生活比蜂蜜还要甜。”保护绿水青山，生态环境更美独龙江乡生态环境好，森林覆盖率高达93%。恐龙时代的孑遗物种、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桫椤，在这里随处可见。河谷以上的原始森林中，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包括大量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植物和当地特有物种。“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生态环境，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这个理念在独龙江乡深入人心。”独龙族“老县长”高德荣说。近年来，随着独龙江乡迈上发展快车道，当地生态环境没有被破坏，而是变得更好了。历史上，独龙族长期“刀耕火种”。本世纪初，独龙江乡全面摒弃“刀耕火种”，实施退耕还林，同时禁止狩猎。孔玉才说，全乡70%以上的国土已被划入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使良好的自然生态得到妥善保护。一场农村能源消耗的革命在当地逐渐完成。以前，独龙族家家都有火塘，需要消耗不少木材。近年来，独龙江乡推行“节柴改灶”和“以电代柴”，给村民配发电饭锅、电磁炉等家用电器，木材消耗大幅减少。火塘依然有，但不再长年不灭，也不用砍树了，从山上或河滩上捡一些木材就够用。为保护生态环境，全乡聘了313名生态护林员。巴坡村森林资源管护队小队长木秋云介绍，护林员每个月巡山两三次，检查有没有乱砍滥伐、非法打猎或盗采保护植物等。她说：“现在偷偷砍树、打猎的现象基本没有了。”独龙人的“银行”，就在满目青山上多年以前，独龙族没有自己的产业，几乎也没有商品观念。现在，独龙族有了现代生态产业，走出了一条“不砍树也能致富”的绿色脱贫之路。孔玉才介绍，独龙江乡依托生态优势，注重“长短结合”，发展草果、重楼等药材种植和独龙牛、独龙鸡、独龙蜂等养殖业，已经初具规模。草果是独龙江乡最大的产业。这种作物种植在林下，产品可以用作药材和调味香料。目前，独龙江乡种植草果达万亩，人均接近16亩，其中一半左右已经挂果。2018年，草果给独龙江乡群众带来人均收入1800余元。龙元村村民和晓永是一名“致富能手”。他家种了60亩草果、3亩多重楼和1亩羊肚菌，养了5头独龙牛、5头猪和50只独龙鸡，投放了20个招引蜜蜂的蜂桶。他还有一辆面包车、一辆小卡车用来跑运输，媳妇在家打理小卖部和农家乐。可以说，当地能挣钱的活计，他家都在干，日子越过越红火。旅游是独龙江乡的潜力产业。因公路升级和景区建设而暂停开放两年后，独龙江乡今年10月1日将重新开放接待游客。这被当地寄予厚望，很多人跃跃欲试，准备从旅游业中“淘金”。迪政当村的村民白忠平最近在忙着盖客栈，马库村、巴坡村则打算把村民组织起来发展民宿和餐饮等。独龙江乡党委书记余金成表示：“从长远来说，独龙江乡要走一条自然生态与独龙文化融为一体的旅游发展之路。”（新华社记者伍晓阳庞明广杨静新华社昆明6月30日电(责编：王瑶、初梓瑞)。推动落实落地建设模范机关原标题：推动落实落地建设模范机关7月9日，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连日来，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党员干部，通过各种形式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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