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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场的前身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国家地震局滇西地震预报实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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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当庭对该案进行了宣判，杨某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而其丈夫韩某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二人当庭表示不上诉。 女子暴力抗法给民警“锁喉” 北京晨报记者了解到，男子韩某33岁，其妻杨某27岁，二人均是黑龙江人。此前韩某曾因赌博，被丰台分局行政拘留过。根据公诉机关指控，今年5月26日上午10点，杨某伙同丈夫韩某在东城区崇文门内大街8号北京同仁医院东区门前，采用暴力方式对正在执行公务的东城分局治安大队民警陈某等人进行撕扯、辱骂及殴打，致陈某右手拇指皮损；佟某左前臂、左腕皮损；余某右手腕皮损、田某右手皮擦伤，后杨某和韩某被抓获。 对于指控，二人均低头认罪。法庭首先对杨某进行了询问，据其在法庭上称，丈夫韩某没有正当职业，案发前一阵以“倒号”为业挣钱。对于案发当天的情况，杨某称她当天坐地铁恰巧路过同仁医院，就想找丈夫韩某去聊聊天，结果还没找到韩某，就听到同仁医院门前有吵闹的声音。“一开始我就是想去看看热闹。”杨某说，她凑了过去见到现场一片混乱，有几个人在撕扯。“我以为这里有我朋友，就参与了进去。” 杨某说，事后她才知道这是便衣民警正在现场进行执法。“我一开始不知道他们是警察，我确实骂了他们，也用脚踹了他们”。 民警执法记录仪显示，民警在受到杨某攻击后，采取措施将其制服。可此后杨某依旧不依不饶，一会儿在地上撒泼打滚，一会儿又练起了功夫给民警“锁喉”，不仅如此，杨某还脏话满天飞，对在场的民警破口大骂。就连被带上警车后，杨某还闹个没完没了。 男子称见妻吃亏上去“帮忙” 虽然杨某坦言丈夫是号贩子，可韩某却矢口否认，在接受法庭单独询问时，韩某自称是“开饭店”的。“我当天一早是去同仁医院替一个陕西的朋友挂号的，后来听见媳妇喊我过去，看见她和几个人正在撕扯。”韩某在法庭上说，他看见妻子“吃了亏”，就想走过去把他们分开。“我一开始也不知道他们是民警。”韩某说，后来对方亮了身份，可他确实还是与民警发生了争执，并有抗拒执法的行为。虽然韩某否认自己是号贩子，可与其一同被捕的卢某作证称，韩某就是和他一起倒号的。 在最后陈述阶段，二人均称自己认罪悔罪，想对受伤民警道个歉，并请求法院从轻处罚。在经过短暂合议后，法庭对该案进行了当庭宣判。法庭认为公诉机关指控二人妨害公务罪罪名成立，一审判处杨某有期徒刑7个月；判处韩某有期徒刑6个月。宣判后，二人均表示不上诉。北京晨报记者黄晓宇(责编：李婧、张雨)。95后创业“代扔垃圾”，离“月入过万”还有多远？《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王雨菲|上海报道一台电脑、一个打印机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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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丁颖教授逝世后，卢永根同志接手主持试验的总结和编写《中国水稻品种的光温生态》一书，该书197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并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龚延明还提出了一个严苛的要求：撰写小传，要“字字有来历，条条有出处”，书证要尽可能从第一手文献中抄录。
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