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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欲怎么样？精神状态如何？这些细微的变化他们都会观察记录。时不时护士们还会和家属聊聊，交代注意事项。 对于这一阶段的患者，我们治疗的目的不是为了治愈疾病，是为了让他们感觉到有尊严。关怀病房主任姜宏宁告诉记者。 姜宏宁在为一位患者检查(北京老年医院供图) 2010年5月，北京老年医院的临终关怀病房正式投入使用，这也是北京市最早专门开展此类医疗服务的三级医院之一。 1972年出生的姜宏宁从病房建立之初就开始担任主任，至今已经坚守了近10年，这期间送走的病人已经有一千多位。 病房名称中特地规避掉了临终二字，但在这里工作的医护人员可以说是距离死亡最近的。 用护士长毛春梅的话说，经常是昨天还在照料的病人，第二天就故去了。刚来这里工作的年轻护士往往会承受不住这样的事。 但即便如此，姜宏宁和自己的团队依然坚守在这个病房。病房的医生人数从最少的只有2名增加到了5名，护士人数达到了15人，床位数从最初的18张扩充到了35张。 死亡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也是没办法回避的话题。无论是病人还是家属，都需要有医疗机构能够为他们提供这样的帮助。开展临终关怀，其实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姜宏宁说。 关怀病房里专门设置了谈心室。中新网记者张尼摄 最难的是对抗压抑和恐惧 在北京老年医院的关怀病房里，专门设置了谈心室、功能房等。其中，功能房中还专门放置了一台跑步机和一台动感单车。 我很喜欢运动，久而久之发现这是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所以也会鼓励科室里的医生、护士、护工甚至家属有时间都过来稍微运动一下，让他们别太压抑。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病房里，压抑、沉重是避免不了的。姜宏宁告诉记者，几乎团队里所有人在刚刚接触这项工作时，都有过这样的心理过程。 除了医护人员，患者和家属自身也同样会出现心理问题。有些患者在入院时除了有生理上的痛苦，也会有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甚至会有自杀倾向。 如何减少负面情绪带来的影响，成为院方一直在研究的问题。 功能房内的健身器械可以帮助减压。中新网记者张尼摄 怎么布置病房让它更加温馨舒适？配备什么样的医护人员？我们把这些能想的问题都想了个遍。护理部主任邓宝凤说。 邓宝凤甚至在挑选病房护士时，都会考虑她们各自的性格特点。若都配太年轻的护士，可能承受不了病房氛围，所以她选择了老中青搭配，就连护士的性格也都是开朗外向的。 临终关怀并不是简单的打针、吃药，是由多学科团队为患者和家属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我们需要的是团队的合作。舒缓治疗与临终关怀专业管理委员会主任杨爱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这些年，在关怀病房里，除了有专业的医生护士照料患者，医院还同时配备了药剂师、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员。此外，还有社工等社会力量定期到医院提供志愿服务，为的就是能够尽量减少患者和家属的心理负担，对抗死亡带来的恐惧与压抑。 病房的走廊里专门设计了温馨的照片墙。中新网记者张尼摄 医护人员：送走病人的过程也是学习 在临终关怀病房里，患者不会像普通病房患者一样康复出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衡量，医生和护士注定没有办法收获到治愈病人的成就感。但是对于他们来说，送走病人的过程也是在学习。 住到这里的病人有着不同的身份、经历，有些老人经常会在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和我们聊天、讲故事，很有意思。 毛春梅告诉记者，这些年，她最大的感触是发现每个老人都不一般，他们都有着丰富的阅历，而她自己也从患者身上汲取到很多有益的东西。 有时，家属在病人去世后很久后还会回到医院，和所有医护人员说声谢谢，虽然没能治愈老人，但能够在他们生命的最后阶段提供一些帮助和慰藉，是非常有意义的。 毛春梅说，因为看过了太多离别，她和同事们这些年也慢慢开始思考人生，一个人该如何生活，如何珍惜当下。 关怀病房里的每一间病房都用一种花卉来命名。中新网记者张尼摄 临终关怀服务仍面临发展困境 从生到死，是所有人都必须经历的过程，如何让每个人有尊严地走，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数据显示，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亿，占总人口的18%，还有4000万失能和部分失能老人。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老年医疗机构、康复机构、护理机构、安宁疗护(临终关怀)机构数量严重不足。 2016年我们自己曾做过一个初步调研，北京市每年需要临终关怀的人口数超过了10万，而现有的床位资源等，距离这一需求还有相当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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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村村响”消防宣传工程自2014年启动，按照“因地制宜、试点先行、逐步推广、全面覆盖”的原则，探索利用小广播、小喇叭开展农村消防宣传新模式，采取将消防宣传纳入农村智能广播网、建设无线调频广播、利用农村其它广播等方式实施“村村响”消防宣传，建立健全“村村响”消防宣传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运行机制，逐步在全省农村实现“村村响”消防宣传全覆盖。
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需要健全民主制度、拓宽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完善法治保障，确保人民依法享有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民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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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互敬互信的亚洲是我们的共同期待”“建设安全稳定的亚洲是我们的共同目标”“建设发展繁荣的亚洲是我们的共同愿景”“建设开放包容的亚洲是我们的共同追求”“建设合作创新的亚洲是我们的共同需要”，习近平主席在亚信第五次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携手开创亚洲安全和发展新局面的“五点主张”，对于亚洲各国在新形势下共迎机遇、共对挑战，发出了中国倡议、给出了中国方案。中国作为亚洲大家庭一员和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将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继续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问题是时代的先声。当前，亚洲面临着政治互信不足、经济发展不平衡、安全和治理问题突出等挑战。可以说，解决这些问题、迎接这些挑战，进而实现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任重而道远。
(责编：赵光霞、宋心蕊)。河南西峡：高端借智助推产学研融合近年来，河南省西峡县将“人才强县”战略作为经济社会转型升级、跨越发展的第一战略，坚持以校企合作为平台，通过高端借智，助推产学研全面融合发展。
2011年，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当年9月，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指导的Y两优2号百亩超级杂交稻（又称超级稻）试验田平均亩产公斤。
反腐调查，如果可以有所查、有所不查，这种选择性反腐如何取信于民？*以上只是作者个人言论，不代表本网观点。词曲统观视角下明代词曲互动研究基于词曲共同的音乐文学本质、词曲在后世的共生互动现象，词曲统观自然地成为了研究词曲或曲史的一种重要视角。自南宋开始的词，从音乐性质的文体发展到与诗同等性质的不可歌的文体后，走上一条狭窄的雅化之路。至明代，词一方面接续这一创作路数，而另一方面，在大部分失去流行音乐文学功能而渐次案头化时，那种与生俱来的“曲”基因，令其即使在备受压抑的状态中也要顽强地去找寻适合的养分，因此出现大量词的曲化现象，词曲互动由此发生。《草堂诗余》的典范性指导词曲统观意识实际从明代追捧南宋《草堂诗余》开始建立。《草堂诗余》分类本在它诞生之日起就承载着词曲一体的音乐唱本的意义，它与词的应歌性，或者说与“词的曲化”有密切的关联，又恰好在明代传播兴盛。相当一部分明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坚持着词的流行音乐文学属性这种意识，而同时又要面对词已失去流行音乐文学功能的尴尬。明词对《草堂诗余》的接受和模仿属“别一种曲化”，是从观念深层向“曲”的倾斜，是向词的源起——晚唐、北宋词吸纳“曲化”因子的过程。正因为明代有对词乃流行歌曲性质的认同，令《草堂诗余》得到了一枝独秀的流行，也正因为《草堂诗余》的典范性指导，遂使词家，特别是嘉靖及之后的词家不自觉地受《草堂诗余》的影响，也正因为《草堂诗余》的大热，遂使“曲化”词在明中后期沿着流行歌曲之路发展，进而与“时曲”相亲近。其一是《草堂诗余》影响下词的创作及活动。从《草堂诗余》对明代词家评价标准的树立、词人创作风范的影响以及以陈铎为代表的对《草堂诗余》规模模仿作个案探查，了解到这“别一种曲化”在明代的具体表现特征为：“恒平俗”“以便歌”，以宣泄功能、应酬功能、娱乐功能为尚，以词“颂酒赓色”“于闺幨内奏之”为标准。通过考察陈铎《草堂余意》对周邦彦词的和韵词，可见陈铎《草堂余意》对《草堂诗余》的亦步亦趋，开始了明代文人宗“草”观念的形成。陈铎在创作实践上为明代文人以“草堂”风格为曲化标准创作树立了极端的典范，应属于明前期词之曲化意识的集中体现之一，从而带动明代词人或多或少对《草堂诗余》加以模仿，效宋人词、和宋人韵之作层出不穷，而且所选词人词调大多出自《草堂诗余》。此类曲化词的创作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其二是“词曲共生”背景下词向散曲、剧曲及民歌小曲等时曲倾斜的创作及活动。明词受时曲影响而呈现部分曲化的表现形态为：一方面从音乐功能上部分明词依然可唱，只不过是“依时曲入歌”；另一方面在文词风格上向明代文人散曲或民歌小曲倾斜与模仿。通过探查《魏氏乐谱》及明词序跋、明代诗话、词话、曲话等文献资料，寻找到部分明词可歌的依凭，认识到旧有流行歌曲性质的外在形态仍在明词中部分留有，进而通过文献查考，针对明词是以何乐何谱来表现词的音乐性这一问题得到答案，即“依时曲而歌”。通过以徐士俊、卓人月《古今词统》评点为例观词论家词曲融通意识的具体体现，认识到所谓“曲代词兴”“曲兴词亡”的提法实有偏颇，明人并不认同。“词亡”之真正含义在于“所以歌咏词者亡也”，然词又以今世之乐之谱仍发挥着它的音乐功能。且不管明人在词的创作上有多少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明代确是南宋以来直至清词这一漫长发展阶段中词曲同源意识最明晰也最接近词之本体的时代。明词的时曲化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明前期：瞿佑存词较多，且区别于刘基、高启等政治精英类词人。他被认为开“明词曲化之先声”，然学界对曲化词的构成元素及渊源尚不清晰。但通过细致梳理瞿佑的创作历程，特别是对词集《天机余锦》与《乐府遗音》从版本、成因及词学表现方面深入探查，可以得出结论：瞿佑所代言明代初期词的时曲化的指向，多是沿元代词曲融通的路数。他开启了后来明人在词曲创作中进一步的融合之路并增加了更为浓郁的世俗味道。第二阶段为明中后期：被称为“我明一绝”的“小曲”，经过明前中期的民间酝酿至嘉靖年间形成风潮席卷全国。这“真的诗”对明散曲加以全面影响从而又转而影响到词。至此，明前期元代词曲的惯性延展，且告一段落。故明代中后期词的时曲化指向更多的是明代小曲的精神特质及表达方式。通过吴中代表词人祝允明、唐寅，可以探查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词曲互动的实际状况。同时亦可通过对明代中后期深受时曲影响下的词人词作情况作纵向梳理、选取明拟话本小说中所用词调这一角度，进一步认识部分词调的时曲功能在文人创作中的影响。明代词曲创作呈交叉融通之势伴随着词体由雅变俗，散曲却由俗变雅，明代词曲创作呈交叉融通之势。相同的时代，施之于不同文体却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态势。我们不禁要感叹文学生态与文体生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然通过梳理南曲兴盛后明散曲的雅化倾向以及当时曲论中所反映出的词曲统观意识，认识到自南曲兴盛后，南散曲向词体的具体借鉴即雅化，仅止于花间婉丽型与北宋清雅型，并未逸出明词宗“花草”之范畴，可以说其雅化亦相当克制，属于适度融入，二者在此找到了共同的融合点。当然，明代散曲的词化，主要表现在文词上，已脱离了音乐文学的前提。这种雅化的重寻旧路，反映出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即雅俗之变、朴与华之交替已成为文学发展不断循环的轨迹。晚明散曲的词化现象姑且视之为文体自身的一种摆脱痼习的努力。开辟词曲兼擅家这一视角，对明代词曲家进行个案探讨，可以梳理出他们在由曲到词的文体转换中，自觉或不自觉间表现出的差异和共通性，从中发掘出词曲互动发生过程中从作者到作品到接受层面的诸多现象与问题。如杨慎、高濂、施绍莘、王屋等明代词曲互动中具代表性意义的词曲家都是特别有意义的透视点。同时惊喜地感知到明代文人（特别是晚明）那活泼泼的生命火花，认识到文体研究不仅仅是从文体到文体，它是由有血有肉的人以及有生命的文字构建起来的。“词曲互动”所具有的开放性、融通性，恰是明代时代特征与文人精神的绝好体现，它昭示着一种状态，一种从观念到行止风貌皆显放达的人文状态。（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代词曲互动研究”负责人、黑龙江大学教授）。中国气象局与扶贫基金会共建贫困地区预警信息发布渠道人民网北京5月12日电（施麟）12日，在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主办的2019“向灾害SAYNO”暨小小减灾官全国公益科普活动启动仪式在上，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基于共同的防灾减灾公益服务社会职能，合力在减灾扶贫预警发布相关领域开展全面合作，提升面向贫困地区民众及贫困地区应急责任人的预警信息精准发布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