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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仙游县榜头镇梧店村村民林某作为母亲多次使用菜刀割伤年仅9岁的亲生儿子小龙的后背、双臂,用火钳鞭打小龙的双腿,还经常让小龙挨饿。当地镇政府、村委会干部及派出所民警多次对林某进行批评教育无果。2014年1月,共青团莆田市委、莆田市妇联等部门联合对林某进行劝解教育,林某书面保证不再殴打小龙,但事后依然再犯。同年5月29日凌晨,林某再次用菜刀割伤小龙的后背、双臂。申请人梧店村村民委员会以被申请人林某长期对小龙的虐待行为已严重影响小龙的身心健康为由,向法院请求依法撤销林某对小龙的监护人资格,指定村民委员会作为小龙的监护人,获得法院准许。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长期关注撤销监护人资格问题。佟丽华告诉记者,关于撤销监护人资格,在民法总则、未成年人保护法中都有相关原则性规定,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有时很难得到落实,导致有些严重侵害孩子权益的父母没有受到有效惩罚。　　“在这种情况下,林某虐待子女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案让我们看到,法院充分发挥少年司法能动性,本着保护孩子权益的原则作出相应判决。”佟丽华说。　　这个判决影响深远。　　2014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各级人民法院处理监护权撤销案件的相关问题作出较为明确的规定。林某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案是在意见出台之前作出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判决,开创我国撤销监护权之先例,为意见中有关有权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主体及撤销后的安置问题等规定的出台贡献了实践经验。　　记者注意到,2017年出台的民法总则用3个条文对撤销监护权的程序作出规定,而正在讨论大修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还将细化监护侵害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措施,重点对临时监护制度进行设计。　　根据民法总则第36条的规定,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并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何挺认为,监护权的确定与监护权的撤销同样重要,撤销之后必须确定一名监护人,不然将对被害人造成更大伤害。　　有僵尸条款之称的撤销监护权民法制度近年来被激活,但发挥作用的方式仍显单一　　12岁女孩小芳的母亲在外务工,小芳留守家中由亲生父亲杨某独自监护,杨某竟借机性侵小芳长达数月。2018年12月11日,经四川省叙永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杨某因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犯强制猥亵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6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案发后,叙永县检察院向当地妇联发出检察建议,启动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程序。2019年4月1日,法院判决撤销杨某的监护人资格。　　“悲剧源于监护人的人性丧失,被害人所承受的伤害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办案检察官、叙永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古智敏为小芳的遭遇感到痛心。尽管已将小芳的生父杨某绳之以法,古智敏依然觉得检察机关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应尽一切可能防止杨某利用监护权再次伤害被害人。　　“监护人被判刑不代表监护权当然丧失,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撤销监护权成为必然的选择。”古智敏认为,监护权被撤销不意味着抚养义务消灭,检察机关将督促小芳的生父杨某履行经济上的抚养义务。　　关于撤销监护权诉讼的提起主体,两高两部监护意见第27条规定了4类,即未成年人其他的监护人,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关系密切的其他亲朋好友；未成年人住所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单位；民政部门及社会上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共青团、妇联、关工委、学校等团体和单位,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一般由前款负责临时照料未成年人的单位和个人提出,也可以由其他单位和个人提出。　　“撤销监护权的民法制度以前被叫作僵尸条款,这个条款近年被激活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马忆南说,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在司法过程中,监护制度的使用仅仅停留在监护权撤销这种极端型案件中,非常单一,希望监护制度未来能够进一步完善。　　“我们正在呼吁完善民法总则的监护制度,把总则里的监护制度细化在婚姻家庭篇,以便将来对司法起到更加细致的指导作用。”马忆南说。　　因监护缺失、监护不当或监护侵害导致未成年人陷入困境,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及时介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因监护缺失、监护不当或监护侵害导致未成年人陷入困境,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及时介入,优先确保儿童人身安全。对上述困境儿童实行强制报告和举报机制,由公安机关、儿童福利机构、社区、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等共同应急处置,并根据监护人的相关情况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于确实不宜由原监护人继续监护的,按照法律相关规定开展监护干预机制。　　记者了解到,北京一中院正加强建立对监护失格困境儿童的保护措施,积极构建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护为兜底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切实保障儿童生存、发展、安全权益。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指出,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发展、需求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其中之一是缺少统一的转介机构,导致资源分散。　　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处长杨剑此前在司法案例大讲堂上讲道:“儿童权益保护涉及两大问题,一个是生活兜底,一个是监护兜底,民政部门提供生活兜底责无旁贷,监护兜底上也没有任何意见。凡是出现监护不到位、监护没落实问题,都要追责。”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一中院正在尝试推行强制报告义务,建立未成年人从业禁止人员库,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教育、救助等特殊职责的单位和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受侵害时,应当及时向未成年人保护部门或公安机关报案并备案记录,逐步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社会警示系统。　　此外,北京一中院建议从顶层设计优化未成年人保护环境,探索创设国家监护职能的儿童权益代理人制度、强制亲职教育程序,立法建立互联网信息分级制度,全面规制涉未成年人不良网络信息。　　“从法律层面上讲,强制亲职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让家长明白,如果其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将被追究法律责任。”北京一中院相关负责人说。（记者张晨）。台湾民众集会：日本政府应向“慰安妇”道歉 日本“慰安妇之真相国民运动组织”代表藤井实彦去年脚踹“慰安妇”铜像引关注。（“东森云”）新华社台北8月14日电（记者何自力、石龙洪）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当天上午，近百台湾民众聚集位于台北庆城街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前，以活报剧、宣读抗议、递交抗议书等方式，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妇”道歉。

在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上，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提供了中国智慧——“面对变局，群策群力、合作共赢是各方的正确选择。

检察官通过办案发现，偷窃自助结账超市的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大多是“蚂蚁搬家”，每次犯罪数额较小，但持续作案。一般是通过将店内未结账商品夹带在已结账商品中的方式盗出，窃取的多是常见的生活用品或者食品，如鸡蛋、蔬菜、水果、面膜等，每次盗窃数额一般都达不到“数额较大”的起刑点，被追究刑责，一般都是因为多次盗窃入刑。例如付某盗窃案，其于今年6月共在某自助结账超市盗窃22次，盗窃数额最多的一次是价值人民币元，盗窃总数额也只有人民币元，最终以多次盗窃入罪。检察官发现，犯罪嫌疑人大多有稳定的工作和较好的收入，属于超市的常见消费者群体。他们盗窃商品并非是无法负担商品价格，而是因偶然发现自助结账的漏洞后出于贪小便宜或者宣泄情绪等原因开始作案，且他们以为商品价值不大，就算被抓，只要向超市赔偿即可，不会涉及犯罪。犯罪嫌疑人丛某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且收入可观，因偶然发现某自助结账超市的漏洞，出于贪小便宜，便多次采取不扫码、不结账的方式盗窃商品，丛某被抓后辩称根本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由于案件数量较多，检察官实地走访发现，多数自助结账超市或自助结账区域并未设置未扫码报警装置（俗称“安全门”），消费者可以直接将未结账的商品带出超市，而不会触发报警装置；某些超市因为人力成本问题，在自助结账区设置较少甚至不设监管工作人员，为不法分子留下了较大的操作空间。检方建议，自助结账超市应当在显著位置和自助结账区设置警示标语和有现场监控的提示，并通过在自助结账区增加监管人员和监控探头，设置报警“安全门”等方式，减少漏洞，不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同时，新的便民设施设备，需要公民自觉维护相应的使用秩序，切不可为了贪一时之利，而触碰法律的底线。（记者高健通讯员李刚霍雨佳）(责编：史晨(实习生)、孝金波)。游戏成瘾，这病能治好吗？　　暑假期间，不少学生选择网络游戏作为休闲放松的一种方式。

他特别谈到，在解决近14亿人口的脱贫问题上，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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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巴德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我已经决定参选，下周将发表正式声明。

在邹东霖眼里,飞机机务这个群体没有常规的作息时间,没有固定的休息日。

迫于生存压力，力帆股份先后两次变卖资产，寻求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