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把这些卡片全部转换成电子文本,如果只是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一起,同样不便于查检。“比如,宋代的118榜进士,有文科,有武科,有定期的常科,还有不定期的制科等许多科目,简单的电子文本根本无法进行区分。这4000万字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靠我们这几条枪,要做到猴年马月?这逼得我不得不尝试使用数据库。”龚延明找到本校计算机专业的老师帮忙,按照他的设想制作了专用软件,凡输入一条进士资料,软件就会自动把此人归至某朝、某榜、某一科目,凡检索朝代、榜次、科目、人名,软件就会显示筛选后的结果。正是这些今天看起来并不复杂的功能,极大提升了《总录》的编纂效率。设计数据库需要经费,购买文献、复制文献、数据录入,也需要经费。1995年,在龚延明最无助的时候,《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立项,批准科研经费4万元,此后又连续追加三次经费,每次2万元。可对这样一个大项目来说,10万元的经费显得捉襟见肘,龚延明有时还得自掏腰包。好在,浙江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先后施以援手,《宋代登科总录》《明代登科总录》两个子课题的成果,还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一路艰辛,龚延明挺过来了。“很多人以为办文科很便宜,不用什么投入,一个人、一张纸、一支笔、一方书桌即可。殊不知,文科才是真正的奢侈品,需要的天赋、兴趣、恒心和毅力,在今天哪一样不是奢侈品?”得知“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上线的消息,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文科学者要做出体面的学术作品,需要丰富的图书资料供给、必需的物理空间和稳定的生活保障,以及相应的学术服务人员,没有不菲的资金投入,这些条件又怎么可能具备?……当然,投资文科也是最划算的,‘十年磨一剑,一剑用百年’。好的学术作品,其效用的发挥短则几十年,长则千百年,惠人无算。历史地看,当初那些所谓的巨额投入又算得了什么呢?”惠人无算,并非虚言。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图书馆人有了一个好助手。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还记得,过去给古籍编目,每次进入书库,都要推着一个满载着工具书的书车,其中不少书都是为了查考古籍作者的生平而准备的。一个“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不仅抵得上好几部工具书,而且检索起来更为便捷、高效。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学术研究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在清华大学教授侯旭东看来,对进士群体的系统梳理,对理解隋唐以后的中国史有重要意义,用大数据的方法挖掘这些资料,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多可能性。侯旭东笑言,浙江人不仅善于经商,民营企业做得好,在浙江大学执教的浙江人龚延明,通过20多年的探索,又为知识生产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如此说来,龚延明团队24年的不懈努力,既为学界贡献了丰富的文献信息,又蹚出了一条学术新路。(记者杜羽)。交通监控视频年内实现“全国联网”无证驾驶、套牌车一直是全国道路安全治理的难题之一。
接受注射一周后,大多数受试者体内的癌细胞都有死亡现象,一名患者在接受手术时,甚至在体内找不到癌症迹象。膀胱癌的肿瘤细胞善于“伪装”,可以逃避免疫系统的“监视”,不易治疗。
直到2007年,“解密”后的第二年,老战友才好不容易联系上刘启泉,告诉了他“解密”的消息。
记者了解到,中日韩三国记者联合采访活动开始于2014年,形式为由中国、韩国、日本的权威媒体派出记者组成统一的记者团,围绕统一的题目,走访三国进行采访。
叶恭绰对它的评价是“手工精湛,与开宝大字藏相类,而此字小,尤为难得。
正如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刘小涵所感叹的:“我12岁那年就出国了,长期生活在海外,所以特别希望能为祖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参加支教活动让我实现了这个愿望。
格力企业在建厂初期就秉持“让天空更蓝、大地更绿”的发展理念,并以“智能工厂、绿色工厂”为目标展开总体规划。
事实上,此次非法集结已导致机场损失严重,所有参与者都有连带责任,市民不应再参与这样的违法活动。
尽管一二线城市平均租金上涨,其租金收益率表现仍不如三线城市。
全体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在声明中表示,极端暴力分子丧尽天良、泯灭人性,动用私刑伤害他人自由和身体,行为令人发指。
燃气事故多是由于胶管过长、老化,燃气用具过期服役,日常用气操作不当,使用燃气未及时关闭阀门等因素造成。
从常理上看,记者应是有责任、有情怀、有抱负的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