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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11-17 17:5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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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过节,别人到戚火贵家拜年,红包都由她一人包收。戚火贵父亲去世,当时东方市去了不少人。他们把“红包”送给戚火贵的母亲,他妻子见了很不高兴,竟当场闹了起来。戚火贵只得叫母亲把收到的钱给了她,免得她继续闹,后来的红包也全让她收。戚火贵那些年非法敛来的巨额财物几乎全部交由她保管,有时别人送来的钱物,她连看都不让他看,就锁进了保险柜。当法官宣判死刑时,戚火贵崩溃了。他没想到会判死刑。他在法庭上不断向法官求饶,说愿意交出一切非法所得,辞去官职,让法官放他回乡下当农民。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世上没有后悔药。戚火贵后来又上诉,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戚火贵上诉,维持原判,依法呈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跑到天涯海角也难逃法网到二室之后,我们协调查办的案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银行开平支行窝案。开平是广东省江门市管辖的一个县,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可就这么一个支行,前后三任行长连续作案贪污、挪用盗窃银行巨资,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银行资金贪污盗窃案。2001年10月初,中国银行在归总全行电脑中心的财务数据时,发现账目上出现巨额亏空,事发地点很快就锁定在广东开平。12日,中国银行方面发现广东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下落不明,随即向有关部门报案。经公安机关紧急侦查,发现涉嫌盗窃挪用巨资的这三任行长已经潜逃。后来,由中央纪委统一协调,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和广东省有关部门成立了专案组,协调美方开展联合调查。2001年11月,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2002年12月,美国对三人实施逮捕。余振东在逮捕令签发两天后就在洛杉矶被拘押,2004年2月,因非法入境、非法移民及洗钱三项罪名被美国判处144个月监禁。4月,美方将余振东驱逐出境并押送至中国。这是第一个由美方正式押送移交中方的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后来江门中院公开审判,对余振东处以12年有期徒刑。许国俊、许超凡也于2004年9月、10月相继在美国被捕。但是“二许”和余振东不一样,他们选择负隅顽抗,妄图利用美国法律漏洞逃避惩罚。我是2007年参与专案组的。当时是在中央反腐败领导小组境外缉捕联络办下面的后续工作协调小组,主要是和美方打交道,利用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制定的规则开展工作,主要是配合美国检方调查取证。小组成员主要有公安部、最高检、外交部、司法部、中国银行总行等单位的人员。2007年上半年,我们与美检控方进行多次谈判和沟通。当时和美方协调的时候,我们提出非污点证人可以去美国做证,但是污点证人不能出国,因为污点证人是戴罪服刑,我们国家法律不允许出去。经过反复协调,最后达成一致,由污点证人视频做证,非污点证人按照名单去美国做证。这里面涉及方方面面的协调,工作量非常大。2009年,美国对许国俊判处有期徒刑22年,对许超凡判处有期徒刑25年。2018年7月,许超凡被强制遣返回国,此时距离他外逃已经过去17年了。委领导亲自给我打电话中央纪委领导对机关干部的要求非常严,同时对同志们非常关心,尤其是比较能够听基层的意见。我刚到委机关不久,有一次,机关组织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我当时刚从部队转业,属于纪检监察战线的新兵,提意见比较直率。第一个我提到保密问题,我说我在军队工作了20多年,深知保密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我们中央纪委机关更应注意这个问题。可是我发现每次归完档案以后,剩下的草稿、手稿,就那么装到麻袋扔到小库房,然后让造纸厂拉走,在这些环节中一有疏忽就会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我提出最好每个处至少每个室都配置碎纸机,剩下的文件材料都应该按照规定粉碎。第二个我就提了机关工作效率问题。我说机关的检查室和信访室等业务室,每个室每天都要发十几封甚至几十封信函。全委机关那么多室,只有五楼能打印信函,每天大家都拿着U盘排队。我说这样工作效率太低了,建议购置一部分电脑,最起码每个室综合处应配备一台打印机。第三条意见我是针对车队提的。那时候还没有公车改革,我发现机关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处级以下的同志出差办事包括接送站,不保证车辆。我就说派公车不是机关干部的待遇问题,而是关乎机要文件的地位和待遇。送文件的、办具体事的往往都是科级干部,如果因为没有公车,机密文件在挤地铁、坐公交车时丢了,出了问题怎么办。我提的这三条意见都很尖锐,可当时主持会议的领导听后说提得非常好,会后一定向常委会反映。后来还有委领导亲自打电话给我,对我说你提得非常好,这三条意见全部采纳。级别这么高的领导,能够耐心地听取、采纳一个新转业至机关工作人员的意见,使我非常感动。俄侦察船穿越英吉利海峡 英国急派军舰战机监视  【环球网军事报道】据《每日星报》、《独立报》等媒体6月1日报道,一艘俄罗斯军舰近日穿过英吉利海峡时,英国方面随即出动一艘驱逐舰及一架直升机对其进行跟踪和监视。

责编:侯兴川。马人斌阿訇的爱国情怀今年是马人斌阿訇诞辰100周年。马老生前曾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伊协会长,历任上海市人大一届至四届代表、八届至十届常委会委员,上海市政协五届常委、九届委员等。马老生前的爱国情怀是有口皆碑的。我是他的学生,自进入上海小桃园清真寺和上海市伊协工作以来,一直受到马老的熏陶与指点,对马老爱国爱教精神印记深刻。马老童年时历尽苦难,因此他对新中国有着强烈的渴望。1949年上海解放,有一天天还没亮,他一出寺门就看到解放军战士抱着枪,都睡在弄堂里的水泥地上,当时他被感动得热泪盈眶。马老对我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军人,为了不扰民,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看来盼望的好日子总算来到了。他从自己的现实经历中悟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穆斯林一定要热爱新中国并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这已成为马老的人生坐标。“坚守中道,显扬正教”是马老爱国爱教的具体实践。他认为,伊斯兰教不应当是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独善其身的出世主义的宗教,而应是融入社会,劝人行善、止人作恶、谋求集体利益的具有入世精神的宗教。伊因从小家贫失怙,马老读书甚少,但他勤奋努力,刻苦学习,多次发表掷地有声的文章,表达自己的思想,就以他青年时代发表的《对阿訇宣道的几点意见》这篇文章而言,言语朴素、内涵丰富、观点明确、言简意赅、由浅入深地解说道理。对于身处那个时代的年轻阿訇来说,能够以如此深邃和犀利的目光,针对中国伊斯兰教当时面临的困难、矛盾与问题,一针见血,有理有节地提出批评与建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是1982年进入上海伊斯兰教协会,在他的言传身教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得到了诸多教益。马老担任小桃园清真寺教长主持教务工作,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卸任为止,讲每次主麻的“卧尔兹”,他都会精心准备写好提纲,引经据典,结合时事、政治与现实侃侃而谈,从无废话、套话;遇到教内外发生的各类矛盾、新问题与新情况,他都毫不含糊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会从正面予以引导;面对穆斯林群众的疑惑与不同想法,他会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并积极、主动协助政府做好工作。抚今追昔,思绪万千。我们要循着先贤的奋斗道路,始终不渝地继承爱国爱教光荣传统,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构建和谐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我们的力量。(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上海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张家界高速服务区“突发大火” 消防应急演练消防员及时赶到,展开救援。上午9点许,现场加油员发现险情后,立即停止加油作业,取用就近灭火器进行灭火,当班加油员立即关闭电源并报告加油站站长,加油站站长立即拉响警铃,启动加油站应急预案,同时拨打119、120报警请求支援,并向直属公司经理和茅岩河服务区经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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