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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给我们家的由我分配，我把伯伯的遗物分成7份，妈妈和我们兄弟姐妹6人各留一份。”周秉德回忆道，“都是旧衣服、旧鞋袜一类，其中就包括我捐赠给周恩来纪念馆的一套中山装和一件旧衬衫。”　　中山装为灰色法兰绒面料，上衣表面的绒已被磨平，衣领被磨得发白，裤子上还有破洞；衬衫是用白棉布做的，因为穿着太久已经泛黄，肩膀、领子和袖口都已换过。　　周秉德说：“外套朴素庄重，内衣破旧甚至打着补丁，是伯伯穿衣的风格。因为经常出席正式场合和会见外宾，伯伯的外衣看上去都是笔挺整洁的，而衬衫因为只能被看到领子和袖口，所以穿旧了就可以拆了换新的。”　　总理去世时，其警卫秘书、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高振普参与料理后事。他告诉记者，周秉德捐出的中山装和衬衫是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前定做的：“中山装做了3套，衬衫做了六七件，这几件衣服总理穿了23年，直到去世。总理去世后，邓大姐带着我们从这些中山装和衬衫里挑出最新的一套——只有六成新的衣服给总理穿上。老百姓去世的时候还要做一身寿衣呢，而总理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全身上下、衣服鞋袜没一件是新的！”　　连夜赶制，一双布鞋寄托人民对总理的爱戴　　展厅里有一双布鞋总理生前只穿过一次，在脚后跟的部位还缝有一层纱布。“1975年4月19日，在做完结肠癌手术后的第24天，朝鲜的金日成主席要到医院见总理。当时总理的脚浮肿得厉害，不但不能穿皮鞋，唯一的一双旧布鞋也穿不进去。”高振普回忆说，会见前一天，他为总理量了脚的尺寸，赶到大红门附近的一个鞋厂，在出国人员服务部找到一位韩师傅，跟他说，时间紧，鞋底不用纳得太密，鞋子可以做大一点，尤其是鞋口一定要大，便于穿上和脱下。“我没说是为总理做鞋，否则可能泄露总理的健康状况，但韩师傅拿到旧布鞋就动了感情，因为那双鞋就是他在上世纪50年代为总理做的。”　　第二天中午，高振普去取鞋，只见鞋底用麻线纳得密密麻麻。“韩师傅告诉我，他和另一个同事赶了一夜，一人做一只，直到中午才做好。说着说着，韩师傅哭了，他说绝不能让总理穿质量差的鞋，也许他从鞋的尺码上意识到了什么。”　　布鞋拿给总理试穿，稍微长了些，于是请护士把一块纱布缝在脚后跟的位置垫一下。当天下午，周总理就穿着这双布鞋，在医院里会见金日成主席。会客室的隔壁，就是一间摆满抢救设备的病房。　　即使身患重病，周总理依然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周恩来纪念馆里有一块展板统计了1974年6月1日至1976年1月8日总理住院期间的治疗和工作情况：　　做手术13次（约40天一次）；　　召开会议40次；　　会见外宾65批；　　与中央及有关方面负责人等谈话254人次……　　这双布鞋，寄托着人民对总理的爱戴，也见证了总理人生最后一段时光的鞠躬尽瘁。　　扎根草原，军大衣陪伴侄女26年　　展厅里有一件军大衣，是周总理送给周秉德的妹妹周秉建的，它陪伴周秉建在内蒙古草原度过了26年的青春岁月。　　“1968年，小妹秉建还不到16岁，主动报名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阿巴嘎旗插队落户。她到西花厅辞行时，伯伯伯母为她饯行，饭后，七妈邓颖超拿出一件军大衣，说是伯伯送给她在大草原上御寒。”周秉德说。　　1970年，周秉建被推荐应征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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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上，小男孩告诉民警，自己今年10岁，上小学五年级，姐姐是一名大学生，最近放暑假在家，于是父母就将管教他学习的任务交给了姐姐，没想到今天作业没完成，姐姐竟要罚他抄两千遍古诗，他大哭一场，就从家里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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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当庭对该案进行了宣判，杨某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而其丈夫韩某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二人当庭表示不上诉。　　女子暴力抗法给民警“锁喉”　　北京晨报记者了解到，男子韩某33岁，其妻杨某27岁，二人均是黑龙江人。此前韩某曾因赌博，被丰台分局行政拘留过。根据公诉机关指控，今年5月26日上午10点，杨某伙同丈夫韩某在东城区崇文门内大街8号北京同仁医院东区门前，采用暴力方式对正在执行公务的东城分局治安大队民警陈某等人进行撕扯、辱骂及殴打，致陈某右手拇指皮损；佟某左前臂、左腕皮损；余某右手腕皮损、田某右手皮擦伤，后杨某和韩某被抓获。　　对于指控，二人均低头认罪。法庭首先对杨某进行了询问，据其在法庭上称，丈夫韩某没有正当职业，案发前一阵以“倒号”为业挣钱。对于案发当天的情况，杨某称她当天坐地铁恰巧路过同仁医院，就想找丈夫韩某去聊聊天，结果还没找到韩某，就听到同仁医院门前有吵闹的声音。“一开始我就是想去看看热闹。”杨某说，她凑了过去见到现场一片混乱，有几个人在撕扯。“我以为这里有我朋友，就参与了进去。”　　杨某说，事后她才知道这是便衣民警正在现场进行执法。“我一开始不知道他们是警察，我确实骂了他们，也用脚踹了他们”。　　民警执法记录仪显示，民警在受到杨某攻击后，采取措施将其制服。可此后杨某依旧不依不饶，一会儿在地上撒泼打滚，一会儿又练起了功夫给民警“锁喉”，不仅如此，杨某还脏话满天飞，对在场的民警破口大骂。就连被带上警车后，杨某还闹个没完没了。　　男子称见妻吃亏上去“帮忙”　　虽然杨某坦言丈夫是号贩子，可韩某却矢口否认，在接受法庭单独询问时，韩某自称是“开饭店”的。“我当天一早是去同仁医院替一个陕西的朋友挂号的，后来听见媳妇喊我过去，看见她和几个人正在撕扯。”韩某在法庭上说，他看见妻子“吃了亏”，就想走过去把他们分开。“我一开始也不知道他们是民警。”韩某说，后来对方亮了身份，可他确实还是与民警发生了争执，并有抗拒执法的行为。虽然韩某否认自己是号贩子，可与其一同被捕的卢某作证称，韩某就是和他一起倒号的。　　在最后陈述阶段，二人均称自己认罪悔罪，想对受伤民警道个歉，并请求法院从轻处罚。在经过短暂合议后，法庭对该案进行了当庭宣判。法庭认为公诉机关指控二人妨害公务罪罪名成立，一审判处杨某有期徒刑7个月；判处韩某有期徒刑6个月。宣判后，二人均表示不上诉。北京晨报记者黄晓宇(责编：李婧、张雨)。95后创业“代扔垃圾”，离“月入过万”还有多远？《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王雨菲|上海报道一台电脑、一个打印机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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