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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消息报》14日称，对于这一事件，北约随后表示，F-18战机在波罗的海上空靠近俄飞机是为了进行识别。北约官员表示，在发现俄罗斯飞机后，北约波罗的海空中巡逻队的战斗机起飞去识别靠近盟友空域的飞机。识别任务完成后，战机就返回了基地。北约方面并不掌握有关飞机内有何人的信息。这架试图接近绍伊古专机的F-18战斗机隶属于西班牙空军，属于北约巡逻波罗的海国家领空的航空编队。这并非是北约战机首次在波罗的海上空接近绍伊古专机。2017年6月也发生过类似事件，当时一架北约F-16战机试图接近绍伊古专机，随后被一架护航的苏-27战机驱离。俄方对北约的这种行为表示不满。俄新社14日报道称，俄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表示，在北约战斗机接近俄领导人专机时应当将其击落。“我们必须坚决阻止北约的这种行为。不应该把国家领导人置于危险之中。只要击落一次，他们就永远不敢再接近。”俄国防杂志主编伊戈尔·科罗特琴科评论这一短暂“战斗”时表示，“无论如何，从国际法角度来看，我们飞行员的行动是绝对合法的。北约军机在中立水域的这种行动具有挑衅性。无论他们是否知道这是俄防长的飞机，都不应采取这种挑衅行动。”俄罗斯军事专家亚历山大·日林表示，保护俄国防部长的俄战斗机飞行员在这一事件中表现非常称职。没有任何出格行为。不过，他也表示，对方并不想攻击绍伊古专机。他们不想自杀，不想因此引起战争。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14日报道称，俄军事专家阿列克谢·列昂科夫表示，北约战机试图接近俄国防部长的专机是试图表明北约的空中优势。实际上，这架北约飞机非常清楚谁在专机中。但F-18飞行员在靠近专机时并没有继续采取冒险行动，否则它将面临被俄护航飞机击落的风险。专家也不排除北约飞机是特意挑衅的可能性。俄罗斯将会通过官方渠道向北约提出抗议。俄罗斯通常使用苏-35S和经现代化升级、达到4++水平的苏-27战机来保护国家领导人专机。苏-35S拥有超强的机动性。这两款战机护航时通常配备R-73和R-77-1空空导弹，能够迅速摧毁对专机构成威胁的任何目标。(责编：陈羽、黄子娟)。香港暴行，天怒人怨！ 8月13日晚、14日凌晨，香港国际机场发生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非法集会的部分激进暴力分子，在众目睽睽之下非法禁锢、围殴、施虐执行采访任务的《环球时报》旗下环球网记者付国豪和另一内地旅客。
在渡江战役中，泰州作为东线指挥部成为战役的集结点和进攻发起点，泰州靖江地区作为东线起点，也被誉为“东线第一帆”升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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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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