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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的学术世界据尹旭介绍，目前国内研究古代俄语的人才较少，不少该领域的学者年龄偏高。“在我本科和硕士就读的学校北京大学，左少兴老师是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已是89岁高龄。”尹旭说，“不只在国内，就是在俄罗斯，当地学生中选择古代俄语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博士生也不多，因为会考虑到未来的就业情况。”但尹旭从对古代俄语感兴趣开始，就对自己的选择十分坚定。他还记得，在北大俄语系读硕士一年级时，机缘巧合，被安排将左少兴老师文章的手稿录入电脑。左老师送了他一本自己主编的《俄语古文读本》，希望他从初学者的角度提些建议。“看着看着，我发现很有意思，也开始对古代俄语有了兴趣。”在明确了研究兴趣之后，尹旭开始为实现未来计划做准备。他经常浏览一个分享文献资料的论坛，还借此结识了莫斯科大学的一位年轻教师。正是这位老师为尹旭介绍了博士导师。“我的博士导师带外国学生很有经验，我是她所带的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尹旭说。入读莫斯科大学后，无论是课程安排，还是师资水平，都给尹旭带来了很大冲击，为他在古代俄语领域的研究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通识课和专题课，让我的研究视野变得开阔，同时我也学到了古代俄语研究领域中很多之前不了解的知识，再沿着这些新知识的线索顺藤摸瓜，感觉自己进入一个新的学术世界。”尹旭至今记得入学伊始的触动。被同学评价为“不倦”尹旭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题目是语法思想史,即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语法思想发展。“我选了两部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分析，它们可以被看做是俄语语法词典的前身。通过研究，分析其和现代词典的相似性及相关性。但词典比较只是研究的一部分，重要的是分析古代词典里所蕴含的思想。”在展开研究之前，尹旭需要将其中一部词典录入电脑，为之后的统计分析做准备。“我导师之前已经录入了一部，部头较大的这本需要我自己录入。符号非常多，只能用人工录入这种最基础的方法。”从入学当年的11月到次年10月，尹旭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录入工作中，最终的成果是长达近500页的Word文档。“随着对材料的熟悉，可以一边录入，一边分析。若遇到一些特殊的现象，就会标出来，这为论文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尹旭说。费时费力的录入工作比较枯燥，需要长时间面对电脑。“一旦开始录入，就连吃饭也是随便凑合，但看到成果有了进展会很开心。”尹旭说，“我在俄罗斯接触到的语言研究大多是从实例出发进行统计分析，在录入过程中，发现有趣的现象，我会感到兴奋，也有了继续做下去的动力。”周围的同学看到尹旭做的录入工作，有的佩服，有的不能理解，在他们看来，“做类似研究的学生不多，实在太枯燥了，很难坚持。”尹旭的回应是基于“兴趣”。他还记得，入学第二年的1月，有10天时间，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前，都在做录入工作。“可能跟我性格有关，坐下就懒得动。同学对我有个评价——不倦，认为我对学习过于执著。”填补语法思想史研究空白录入完成后，尹旭开始进入论文写作阶段，连偶尔和同学聚餐放松也取消了。那段时间，做饭成了他的主要活动。凌晨入睡，早上八九时起床，这样的作息时间是他写论文期间的常态，几乎未改变过。同学跟他开玩笑说：“尹旭在莫斯科最远到过的地方是机场。”去年9月，尹旭完成了论文写作。对他来说，用俄语写作是论文写作中最难的，因为需要用俄语进行思维，需要适应俄语写作习惯中的用词、语序和句际联系。让尹旭更难忘的是，论文完成后，导师因身体原因入院手术。刚出院就开始改他的论文，天天打电话告诉他哪段需要改。“逐字逐句进行修改，前后改了1个多月。导师对学生的负责态度，让我很是感动，希望将来我也能像老师那样对学生认真负责。”尹旭说。在论文写作过程中，2016年5月，在一个国际性学术会议上，尹旭就自己毕业论文的阶段性成果进行报告，反响很好。“我研究的这个题目，到目前为止，能看到的研究文献仅有两篇文章。”正如尹旭的老师评价他的毕业论文所说，“填补了语法思想史研究的空白。”尹旭介绍说，在学术界公认的表述中，俄语语法词典的最早版本出现在20世纪。他和老师通过分析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俄语语法词典的原型，早在16世纪末就已出现。有人曾问尹旭：“你从事的学术研究对社会发展有什么贡献？”尹旭答：“从整个古代俄语研究来说，任何一部独立文献的研究都是有意义的，是补充，也是印证。”（责编：张振。恋爱时购房购车 分手怎么办原标题：恋爱时购房购车分手怎么办　　插图王晨瑀　　恋爱期间转账，分手后用不用返还？购婚房登记女友名下，算赠与还是共同购房？婚前买车算彩礼还是赠与，分手后能否要求返还？近期，海淀法院审判多起此类案件，法官就此详细解读，并作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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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100余名体检合格的应征青年主动请战，加入应急抢险队伍。他们组成突击队，和乡镇的民兵应急排一起转移群众、巡逻堤坝河岸、排除雨水倒灌险情、加固蔬菜大棚、清理倒伏树木。11日8时许，第80集团军某旅紧急奔赴山东省寿光市纪台镇丁家尧河村救援。官兵们顶着狂风暴雨，在加固堤坝的同时，挨家挨户进行疏散，将200余名滞留群众送到安全地带。该村双目失明的古稀老人丁育良被困家中，官兵们发现后，救出老人并送到安全地点。武警山东总队潍坊支队兵分三路，紧急奔赴灾情严重的安丘市、临朐县、寿光市展开抢险救援。在安丘市汶河石家庄桥区域，坝底多处被掏空，随时有塌方危险。从11日凌晨开始，该支队官兵搬运沙袋，打桩加固堤坝，防止汶河决堤。在临朐县和寿光弥河一线，官兵全力配合公安、消防等部门疏导交通、转移群众、监控水情，努力将受灾损失降到最低。(责编：陈羽、袁勃)。让慢粒患者重回自我——9.22 国际慢粒日不用四处找配型移植，慢性髓性白血病(慢粒)患者只要每天口服药片就能有效控制病情，从外表上看完全不像“病人”，可以正常工作、生活、结婚，从事自己喜欢的运动，这样的状态可维持十多年甚至更久，因此也被称为最为幸运的癌症。

送给我们家的由我分配，我把伯伯的遗物分成7份，妈妈和我们兄弟姐妹6人各留一份。”周秉德回忆道，“都是旧衣服、旧鞋袜一类，其中就包括我捐赠给周恩来纪念馆的一套中山装和一件旧衬衫。”　　中山装为灰色法兰绒面料，上衣表面的绒已被磨平，衣领被磨得发白，裤子上还有破洞；衬衫是用白棉布做的，因为穿着太久已经泛黄，肩膀、领子和袖口都已换过。　　周秉德说：“外套朴素庄重，内衣破旧甚至打着补丁，是伯伯穿衣的风格。因为经常出席正式场合和会见外宾，伯伯的外衣看上去都是笔挺整洁的，而衬衫因为只能被看到领子和袖口，所以穿旧了就可以拆了换新的。”　　总理去世时，其警卫秘书、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高振普参与料理后事。他告诉记者，周秉德捐出的中山装和衬衫是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前定做的：“中山装做了3套，衬衫做了六七件，这几件衣服总理穿了23年，直到去世。总理去世后，邓大姐带着我们从这些中山装和衬衫里挑出最新的一套——只有六成新的衣服给总理穿上。老百姓去世的时候还要做一身寿衣呢，而总理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全身上下、衣服鞋袜没一件是新的！”　　连夜赶制，一双布鞋寄托人民对总理的爱戴　　展厅里有一双布鞋总理生前只穿过一次，在脚后跟的部位还缝有一层纱布。“1975年4月19日，在做完结肠癌手术后的第24天，朝鲜的金日成主席要到医院见总理。当时总理的脚浮肿得厉害，不但不能穿皮鞋，唯一的一双旧布鞋也穿不进去。”高振普回忆说，会见前一天，他为总理量了脚的尺寸，赶到大红门附近的一个鞋厂，在出国人员服务部找到一位韩师傅，跟他说，时间紧，鞋底不用纳得太密，鞋子可以做大一点，尤其是鞋口一定要大，便于穿上和脱下。“我没说是为总理做鞋，否则可能泄露总理的健康状况，但韩师傅拿到旧布鞋就动了感情，因为那双鞋就是他在上世纪50年代为总理做的。”　　第二天中午，高振普去取鞋，只见鞋底用麻线纳得密密麻麻。“韩师傅告诉我，他和另一个同事赶了一夜，一人做一只，直到中午才做好。说着说着，韩师傅哭了，他说绝不能让总理穿质量差的鞋，也许他从鞋的尺码上意识到了什么。”　　布鞋拿给总理试穿，稍微长了些，于是请护士把一块纱布缝在脚后跟的位置垫一下。当天下午，周总理就穿着这双布鞋，在医院里会见金日成主席。会客室的隔壁，就是一间摆满抢救设备的病房。　　即使身患重病，周总理依然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周恩来纪念馆里有一块展板统计了1974年6月1日至1976年1月8日总理住院期间的治疗和工作情况：　　做手术13次（约40天一次）；　　召开会议40次；　　会见外宾65批；　　与中央及有关方面负责人等谈话254人次……　　这双布鞋，寄托着人民对总理的爱戴，也见证了总理人生最后一段时光的鞠躬尽瘁。　　扎根草原，军大衣陪伴侄女26年　　展厅里有一件军大衣，是周总理送给周秉德的妹妹周秉建的，它陪伴周秉建在内蒙古草原度过了26年的青春岁月。　　“1968年，小妹秉建还不到16岁，主动报名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阿巴嘎旗插队落户。她到西花厅辞行时，伯伯伯母为她饯行，饭后，七妈邓颖超拿出一件军大衣，说是伯伯送给她在大草原上御寒。”周秉德说。　　1970年，周秉建被推荐应征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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