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40年中,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GDP总量从1978年的3650亿元跃升到2017年的82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从改革开放40年来的各项数据看,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国民生活,中国都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成就,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迈向发达国家行列。不同于小国,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要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绝非易事。
二是要关注智能,让快递“最后一公里”更方便。
对于下一阶段银行保险业的开放重点,陶金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当前外资银行的进入还有空间。
腾讯、阿里、百度布局智慧城市为何偏好“星城”?财富证券研究发展中心资深研究员何晨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长沙拥有国家超算中心,并抢先布局5G产业,在打造智慧城市方面,长沙具备了先发优势。
通过台账和数据运用管理,西城社保转移接续业务实现了全流程监测,办理提速增效显著,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
在菲律宾,果农驾驶的重庆造庆铃牌轻卡在乡间公路上疾驰,货箱里的水果满满当当。
本次峰会的议题包括“探究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发展新机遇”“5G时代下知识产权全球布局与应对新策略”“高质量专利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等。演讲嘉宾围绕相关议题进行了分享。
如天津港联盟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管理部货队队长张某逢年过节通过微信转账方式收受员工礼金。
目前,《传媒》杂志覆盖面包括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网络新媒体和广告运营商等各个领域。
中央纪委恢复重建时,因为我有党务工作经验,就被推荐到中央纪委工作,先是给领导同志当秘书,后来调到干部室工作,前前后后将近20年的时间。
OLED屏相较于LCD屏幕成本要高许多,但是它的功耗更低,采用OLED屏幕的手机可以让用户拥有更好的续航体验。
即使把这些卡片全部转换成电子文本,如果只是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一起,同样不便于查检。“比如,宋代的118榜进士,有文科,有武科,有定期的常科,还有不定期的制科等许多科目,简单的电子文本根本无法进行区分。这4000万字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靠我们这几条枪,要做到猴年马月?这逼得我不得不尝试使用数据库。”龚延明找到本校计算机专业的老师帮忙,按照他的设想制作了专用软件,凡输入一条进士资料,软件就会自动把此人归至某朝、某榜、某一科目,凡检索朝代、榜次、科目、人名,软件就会显示筛选后的结果。正是这些今天看起来并不复杂的功能,极大提升了《总录》的编纂效率。设计数据库需要经费,购买文献、复制文献、数据录入,也需要经费。1995年,在龚延明最无助的时候,《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立项,批准科研经费4万元,此后又连续追加三次经费,每次2万元。可对这样一个大项目来说,10万元的经费显得捉襟见肘,龚延明有时还得自掏腰包。好在,浙江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先后施以援手,《宋代登科总录》《明代登科总录》两个子课题的成果,还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一路艰辛,龚延明挺过来了。“很多人以为办文科很便宜,不用什么投入,一个人、一张纸、一支笔、一方书桌即可。殊不知,文科才是真正的奢侈品,需要的天赋、兴趣、恒心和毅力,在今天哪一样不是奢侈品?”得知“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上线的消息,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文科学者要做出体面的学术作品,需要丰富的图书资料供给、必需的物理空间和稳定的生活保障,以及相应的学术服务人员,没有不菲的资金投入,这些条件又怎么可能具备?……当然,投资文科也是最划算的,‘十年磨一剑,一剑用百年’。好的学术作品,其效用的发挥短则几十年,长则千百年,惠人无算。历史地看,当初那些所谓的巨额投入又算得了什么呢?”惠人无算,并非虚言。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图书馆人有了一个好助手。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还记得,过去给古籍编目,每次进入书库,都要推着一个满载着工具书的书车,其中不少书都是为了查考古籍作者的生平而准备的。一个“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不仅抵得上好几部工具书,而且检索起来更为便捷、高效。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学术研究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在清华大学教授侯旭东看来,对进士群体的系统梳理,对理解隋唐以后的中国史有重要意义,用大数据的方法挖掘这些资料,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多可能性。侯旭东笑言,浙江人不仅善于经商,民营企业做得好,在浙江大学执教的浙江人龚延明,通过20多年的探索,又为知识生产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如此说来,龚延明团队24年的不懈努力,既为学界贡献了丰富的文献信息,又蹚出了一条学术新路。(记者杜羽)。交通监控视频年内实现“全国联网”无证驾驶、套牌车一直是全国道路安全治理的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