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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没有武装斗争，中国革命不会胜利；同时我们不能忘记，没有统一战线，中国革命也不会胜利。在中国，国共两党都是少数，在国共斗争中究竟谁能胜出，很大程度取决于中间力量倒向哪一方。由此可见，周恩来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对中国革命贡献不可低估。毛泽东把统一战线列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首，就很好地说明了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此外，还有另一个方面不能忘记，即周恩来领导的党的隐蔽战线所作的贡献。　　简而言之，周恩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国以大国身份登上国际舞台、为国际政治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于周恩来政治生涯的著述不少，但综合性的论述很少，深刻的评论几乎罕见　　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中，从数量上看，对周恩来的研究是名列前茅的，内容涉及革命、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其中，关于周恩来的革命、外交和军事生涯的著述较多，而且不乏综合性的论述；关于周恩来政治生涯的著述也不少，但绝大多数涉及的是具体事件、某个方面的工作，综合性的论述很少，深刻的评论几乎罕见。　　我想，原因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作为政治家，他所做的工作包罗万象。自青少年时代起，周恩来便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在他的事业生涯中，政治无所不在。第二，周恩来的个人经历与党和国家的历史密不可分，他身处的地位不仅关键而且时常很微妙。这使得做出客观、准确、全面的记述和评价都很不容易。第三，政治是影响周恩来喜、怒、哀、乐最重要的因素，政治也使得周恩来的内心世界极其复杂。这种复杂性远远超出常人的想象，很难为常人所理解。　　政治家周恩来有四点独特之处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可以被称为政治家的，有许多共性。例如，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具有奉献精神，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善于做群众工作，等等。作为政治家，周恩来有哪些独特之处？可概括为四点：　　第一，顾全大局，深明大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周恩来曾有机会成为党的最高领导者，但他认为自己并非帅才，而全力支持毛泽东做党的领袖。另一个例子是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关于1921年参加在欧洲成立的少年共产党党员的党龄应从何时算起，有些争论，此事涉及到这些人是否应作为党的创建者。为使七大成为一个团结的大会，周恩来主动表示，他的党龄从1922年算起，从而平息了这一争论。　　第二，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并在道德方面高度自律。在工作方面，他对部下要求严格，对自己要求更严格；部下犯错误，他会批评教育，同时自己也承担责任。这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事例很多。在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始终保持着道德上的高度自律。他的这种作风影响了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很多人。　　第三，能忍辱负重，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在艰难时刻，如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共党内意见最为分歧的时期，特别是后来的“文革”时期，周恩来都是维系党的团结、国家团结的支柱，同时也是保持党和国家工作运转的核心。事实上，每一个政治家都会有难言之隐，其功过是非总由后人评说。政治家处理问题，做出抉择，往往不同于常人的设想。尤其在危难关头，他们常常是在坏与更坏之间作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周恩来内心的磨砺，内心的强大都是人们难以想见的。　　很多人认为，周恩来善于委曲求全。我想，即便如此，他也绝非是为个人的声誉，而是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着想。他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保护了一批正直有能力的干部。此后发生的历史转折，表明了周恩来这样做的价值，也体现了他的意愿。　　第四，教养和魅力兼备，具有仁爱之心，善解人意，大爱为民。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人很多都具有人格魅力，但各有不同。我认为，周恩来的魅力与他的教养分不开，而他的教养突出表现在对于他人的尊重和关怀，无论是对外国政要，还是对普通百姓。在许多外国人眼中，他是一位受到中国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熏陶的领导人。而与周恩来有过接触和交往的人，无论是干部还是普通群众，印象最深的往往是他对别人发自内心的关爱。这种爱是无言的，但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伟大的革命时代，但我们很少去思考革命、道德与人性之间的关系。而周恩来恰恰能在这个方面给我们以启示。他一生经历了那么多冷酷无情的斗争，却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仍能保持人性的常识，始终富有人情味。我以为，在周恩来身上所体现的人性的光辉是跨越时空的。　　（作者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四问上海迪士尼：翻包、“双标”，凭什么？！视频介绍来源：近日，因禁止游客携带食品入园且要翻包检查，上海迪士尼乐园（以下简称“上海迪士尼”）被一位法学专业的大学生告上法庭。上海迪士尼回应：外带食品与饮料的规定，与中国大部分主题乐园以及迪士尼在亚洲的其他目的地一致。经查，美国和法国的3家迪士尼乐园并没有禁止消费者携带食物进园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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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