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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过一山又一弯，头晕目眩时，山腰上赫然出现一个山洞，这就是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海拔3000米，全长公里。 2014年元旦前夕，当地群众期盼多年的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即将贯通，贡山县老县长高德荣和另外4位独龙族干部群众难抑喜悦，提笔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报喜。总书记很快回信，独龙族乡亲们兴高采烈。 2019年4月11日，喜讯再次传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给独龙江乡群众回信，祝贺独龙族实现整族脱贫，勉励乡亲们为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继续团结奋斗。 “时隔5年，两次回信，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少数民族的亲切关怀，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无比温暖！”高德荣动情地说。 隧道通了网购火了 “今年春节期间，独龙江乡迪政当村青年木金辉，用手机在网上购买了一台小钢琴。也许大家会说，这不就是网购嘛，值得在这里说道吗？独龙族是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少数民族，全族迈出这一步，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今年全国两会“代表通道”上，贡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正山面对直播镜头，生动讲述独龙族的变化，“过去，独龙江乡一年时间里，半年是大雪封山的，与世隔绝。随着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的贯通，这样的状况结束了。” 2014年4月10日，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贯通。就在这天，5岁的独龙族女童普艳花被重度烧伤。载着孩子的汽车穿过隧道，直奔贡山县人民医院。紧急救治后，又送到保山机场，旋即飞抵北京医疗。“若没有这隧道，孩子早就没命了。现在，普艳花在上小学，已看不出伤疤。”高德荣说。 高德荣祖祖辈辈住在独龙江乡，曾任贡山县县长、怒江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老老少少尊称他“老县长”。“独龙江乡变化翻天覆地，最大的变化是交通。”他感慨道。 千百年来，峡谷幽深，雪山阻隔，独龙族人过江靠溜索，出山攀“天梯”。1964年，修通“人马驿道”，去趟贡山县城，人背马驮，需走三四天。1999年，公路通车，从乡里到县城缩短至七八个小时，但只能走半年。“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通车后，两三个小时就到了！” 产业兴了村民富了 穿过隧道，盘道回转，一路下行，终于到达谷底。一条江流，穿谷而过，碧如玉带，这是独龙江。江两岸，便是独龙族世居地。 作为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独龙族现有约7000人。独龙江乡是其唯一聚居地，现有1136户、4172口人，99%是独龙族。辖有6个建制村、26个自然村落，分布在河谷两岸山坡台地，头尾相距百余里。 “总书记在第一封回信中，希望独龙族乡亲顺应自然规律，科学组织和安排生产生活，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在第二封回信中，希望乡亲们再接再厉、奋发图强，同心协力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两封回信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见到记者，高德荣打开了话匣子。 “走，我给你们当向导！”高德荣脚蹬雨靴，高挽袖子，一双手粗糙有力。沿途两旁的林木下，长满状似芭蕉的植物。高德荣告诉记者，这是草果，也是他们的脱贫果。 独龙族人世代以种荞麦、土豆、苞谷、小米为生，因山陡地少，过去不时砍树改地。尽管终年劳作，仍难以解决温饱。高德荣琢磨，这些作物附加值太低，要脱掉穷帽子，必须种附加值高的作物。几经筛选，他相中了草果。草果是烹调香料，市场俏销。高德荣想，草果适应荫蔽、潮湿环境，独龙江乡湿度大，如果在林下种草果，既利于草果生长，又可以保护生态，一举两得。 可当乡里把种苗分配到村，一些村民随手往路边一扔：“草果不能当饭吃，还是种荞麦、苞谷稳当。” “干部干部，先干好，再部署。”高德荣自掏腰包建起示范基地，免费培训村民，再请他们管理草果。3年挂果后，组织乡亲们观摩采摘。这些当不得饭的东西，却能卖上好价钱，乡亲们心动了。 很快，6个村中，有5个村推广成功，“家家户户抢着种。有的农户年收入两三万元，草果成了‘摇钱树’。”巴坡村村委会主任王世荣说。 只有一个村没成功，最北端的迪政当村。迪政当村毗邻西藏察隅县，海拔最高，无霜期短，草果难成活。高德荣发现，迪政当村有野生的重楼，这是珍稀药材。“2014年，老县长领着我们，让8户党员带头试种。现在，已经种植近百亩。”村第一书记章国华说。 “特色产业促脱贫，增收致富日子红。”这些年，独龙江乡的特色产业发展很快，高德荣掰着手指，如数家珍：草果、羊肚菌等种植已初具规模，其中草果万亩、羊肚菌403亩；独龙蜂、独龙牛、独龙原鸡的养殖也渐成气候。 “去年，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122元，同比增长%，实现整乡脱贫出列、独龙族整族脱贫。”乡党委书记余金成介绍。 村民献歌颂党恩 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始终牵动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心。 “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有书信往来。”2015年1月20日傍晚，正在云南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了高德荣、马正山等5位写信的干部群众和两位独龙族妇女，同大家围坐在一起，仔细询问生产生活情况。总书记说：“我来见大家，就是鼓励你们再接再厉，也是给全国各族人民看：中国共产党关心各民族的发展建设，全国各族人民要共同努力、共同奋斗，共同奔向全面小康。” 高德荣激动不已，代表乡亲们表示，独龙族虽在边疆，但会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把边疆建设好、边防巩固好、民族团结好、经济发展搞好。 龙元村有家“农家乐”，老板和晓永是个年轻人，过去常年跑运输，率先致富后，成立了一家合作社，种草果、重楼，还养鸡、牛、蜜蜂，结对帮扶十多户群众。“我是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的受益者，也要让乡亲们受益。”他说。 46岁的江志高，马库村独都自然村人，过去住在山上，栖身竹棚，常年赤脚，结婚十多年还没有床，全家睡在火塘边。2014年，政府在山下盖起安置房，村子整体搬迁，江志高平生第一次睡上床，添置了衣柜、沙发、茶几。这几年种草果，年收入两万多元，还兼任村护林员，家里冰箱、洗衣机、液晶电视、音响、摩托车一应俱全，他还会用手机网购。“我想买个大电视，换套新音响。儿子已考取驾照，我们想再买辆‘小面包’”。 在联村干部引导下，江志高和妻子已经习惯了刷牙、叠被子、整内务。现在，每次进家门，都要换鞋呢！“不光是我们，全村人都会刷牙、换鞋了。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的，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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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监管方面，继续保持微观监管政策跨周期的稳定性、一致性、可预期性，严厉打击外汇违法违规活动，保障实体经济真实、合法、合规的需求。
此后，病重的先生住进了重症监护室，6月9日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成为了他拳拳爱国心的最后写照。在中国，名字是一个极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符号，往往蕴含着深情厚意或远大志向。在天津师范大学就有这样一位学者，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尽其毕生，致力深耕政治学一方阵地，坚信功将必成，逐步走向共产主义。他就是：徐大同。徐先生的名字可谓深意存焉。一开始，先生的名字并不叫徐大同。他初中时的名字是徐同。先生说，他之所以改名字，是因为初中时他有个一直同桌的好朋友，姓张。等到两人一起初中毕业，升高中时，这位张同学因交不起学费退学了。当时先生在教会学校上学，教徒可以免费；而非教徒，包括先生本人和张同学，则必须交学费。张同学家里穷，交不起，失学了。后来，先生知道这位同桌去了海河码头边，和大人一起扛大包，先生哭了。先生的爷爷知道此事后对先生说：古人讲，大同世界人人为公，天下无处不公正，无处不饱暖，以后，你就改名叫大同吧！在先生的心灵里，这件小事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痕迹。它甚至影响了先生一辈子，从人生道路，到职业选择，再到学术追求。北京市委组织部发布七名干部任前公示(图/简历)李锋现任中共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北京市监察委员会第四监督检查室副主任拟任副局级男，47岁（1971年8月生），汉族，山东平阴人，1995年12月入党，1996年7月参加工作，北京工业大学热能工程专业、企业管理与涉外经营专业大学毕业，政工师。
换个角度，纵观中国房地产几十年，从经济收益的角度来看。
上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7成，部分地区偏多1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