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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杨有宗/上海报道）(责编：王醒、王静)。创新，为世界经济开辟增长源泉（从杭州峰会走来） 编者按：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系列活动中，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构建创新型、开放型、联动型和包容型世界经济的主张，全面阐述中方的全球经济治理观，着眼困扰世界经济的难题，给出了中国答案，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肯定。杭州峰会的众多理念和倡议，成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以及即将举行的大阪峰会确定议题的智慧源泉。 习近平主席即将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之际，本报推出“从杭州峰会走来”系列述评，共同感受杭州峰会共识和理念的磅礴活力和时代意义。
中国书协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郑晓华主持开班式。
黄坤明说，习近平主席今年3月成功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了中法关系新篇章。
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化身，就是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最崇高、最完美、最伟大的榜样。
你不需要有高超的PS技术，不必有想象力，也不用知道任何数据或细节。只要有一张个人照片，普通的家用电脑就能制造一张原本不存在的裸照。
公共部门政务新媒体运营者应以此为鉴，完善相关运营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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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我见过的有的人家凌乱的情景，我便问老大娘：“您过得带劲儿吗？”“我也想孙子，但一干起活来就什么都忘了，看着满地的菜经过自己的手摆到桌子上，看到周末孙子们啃着我种的黄瓜，我就觉得心里得劲儿。
这类文献主要包括徐坚等《大唐开元礼》、王泾《大唐郊祀录》、刘贶《太乐令壁记》、杜佑《通典·礼典》《乐典》以及《旧唐书·礼仪志》《新唐书·礼乐志》等典籍。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是好的，但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
”林峰表示，旭辉会进一步压缩境外美元债，追求融资多元化，维持自身造血功能和原有的财务纪律，以收定支。
乌克兰总统则表示，客机失事系“恐怖活动”。中科院首台扫描隧道显微镜入藏国家博物馆原标题：中科院首台扫描隧道显微镜入藏国家博物馆中科院化学研究所14日向中国国家博物馆捐赠了自主研发我国首台扫描隧道显微镜CSTM-9000设备。1987年9月，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谢绝了美国同行的极力挽留，带着自行购买的一些国内尚无法生产的STM所用关键元器件，回到阔别两年的祖国。回国的当天，他就投入了研制扫描隧道显微镜的紧张工作，仅用4个多月的时间，就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计算机控制、有数据分析和图像处理系统的数字化扫描隧道显微镜CSTM-9000。该仪器由扫描隧道显微镜探头、减震系统、电子控制机箱和计算机系统组成，其横向分辨率为，垂直分辨率为。这台仪器当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CSTM-9000的研制成功，获1990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更为重要的是，它使我国当时在探索物质表界面研究领域迈入了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同时也开拓和促进了多个学科领域尤其是纳米科技的研究和发展。据介绍，这套自行研制的扫描隧道显微镜设备造价低廉，国外同类产品需要9万美元，而CSTM-9000全套设备仅为十余万人民币。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成军表示，科技创新事业，是当代中国不断改革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辉历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扫描隧道显微镜的入藏，丰富了国家博物馆在当代科技实物领域的馆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在拓展征集领域、积累新中国科技史馆藏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向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副所长范青华颁发了收藏证书。（应妮）(责编：刘婧婷、丁涛)。日媒：谁将“失去韩国”？8月9日报道日本《产经新闻》8月8日发表题为《谁将失去韩国？》的文章，作者为日本立命馆大学客座教授、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宫家邦彦。文章称，8月2日，日本将韩国正式移出贸易白色清单，韩国认为这是政治报复，宣布进行全面对决。双方妥协余地很小，争论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宫家邦彦担忧照此下去，早晚会出现（21世纪）20年代谁失去了韩国的讨论。对于这个启示录式的问题，宫家邦彦的观点摘编如下：1.日本将失去韩国吗？不，本来日本也从未得到过韩国。我们一直以来都认为日韩是共同拥有一些普遍价值观的国家，但近年来我们日益真切地感受到韩国其实并非如此。2.韩国将失去日本吗？不，韩国方面也不这么想。韩国文在寅政府知道，朝鲜半岛地缘政治环境正在发生变化，现在的美国不可靠。因此，他们也没有失去日本的意识。3.美国将失去韩国吗？恐怕是这样。至少现在美国正失去韩国。但是，如果美国指责责任在于日本，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最近的日韩摩擦不是失去韩国的原因，而是结果。世卫组织称麻疹在全球大暴发 美国病例达25年来最高水平8月14日报道西媒称，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份声明中称，麻疹疫情继续在全球范围迅速蔓延。该组织的初步报告显示，在2019年的最近六个月中，通报的麻疹病例几乎是2018年同期的三倍。据西班牙《先锋报》网站8月12日报道，世卫组织此前设定的目标是，在2020年之前，麻疹疫情的升级态势必须在世界多个地区得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