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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贾跃亭适用的移除机制条款为：其他领域产生的限制乘坐火车高级别席位的相关人员名单，有效期为一年，自公示期满之日起计算，一年期满自动移除；在有效期内，其法定义务履行完毕的，有关部门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通知铁路总公司移除名单；以及，其他领域产生的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的相关人员名单，有效期为一年，自公示期满之日起计算，一年期满自动移除；在有效期内，其法定义务履行完毕的，有关部门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通知民航局移除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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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区热线962200近日发布的一项上海市婚姻登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共有72818对新人结婚，相比去年上半年76242对的结婚登记人数，下降了3424对；今年上半年申城办理协议离婚人数为25764对，平均每天约有143对夫妻分手，较去年同期（28552对）减少一成左右，这也是近两年来上海持续上涨的离婚数首次止涨回落。 上半年离婚量止涨回落 根据今年3月上海市民政局发布的去年全年上海市婚姻登记统计数据，去年一年上海市办理协议离婚登记人数为60408对，同比上升%，远远高过当年结婚登记的增幅。 但是仅仅过了半年，一直持续走高的离婚量在今年上半年却出现止涨回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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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董兆瑞、鲍聪颖)。国企综合性改革有啥新看点？日前，在上海、深圳、沈阳三地，国资国企改革“综改试验”正式启动；一年前，针对央企子企业和地方国有骨干企业启动的综合性改革“双百行动”进展不断。从此前诸多专项试点一路走来，近期国资国企领域的综合性改革成为新的看点。改革推进的“最后一公里”如何打通？改革尖兵的培育情况怎么样？记者从日前在国务院国资委举行的国企改革“双百行动”进展情况媒体通气会上获悉，“双百企业”在改革的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同时，改革以点带面的态势初步形成。未来，“综改试验”和“双百行动”还将相互促进，共同为全国国资国企的综合改革作出示范。工作进度加速从专项试点到综合性改革，启动“双百行动”最初的考虑是什么？“在一批有代表性的基层国有企业中，全面应用前期各专项试点取得的经验成果，打通改革推进的‘最后一公里’。”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说，开展“双百行动”既是抓改革落实、抓基层探索创新，也是破解国企改革难点问题、纵深推进各项改革任务的迫切需要。自去年8月正式启动以来，“双百行动”相关顶层设计和改革实施不断向前推进。目前，共有444户央企子企业和地方国有骨干企业入围“双百企业”名单，“双百企业”已累计完成全部改革任务的30%以上，工作进度快于时间进度，并在不少重要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具体来看，在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全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方面均有率先突破。例如，“双百企业”中91户在企业本级层面开展了股权多元化改革，113户在企业本级层面开展了混改，228户在所属各级子企业层面开展了混改。“双百企业”在本级和各级子企业通过混改共引入非国有资本5384亿元。实际中，更有不少企业因改革获益。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聚焦市场化，实现职位“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大大激发企业内部活力。今年上半年公司人均劳动生产率较上年增长18%。“改革是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公司党委书记苟连杰在谈改革体会时说。“辐射”效应明显作为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开展的综合性国企改革示范行动，“双百行动”还被寄望带动面上的国企改革。一年来，情况如何？“示范效应初步显现，在某些重要领域已经比较明显。”翁杰明举例说，比如海康威视和烟台万华，这两家企业都通过混改转变了经营、决策和激励机制，体现了企业能够随市场变动有效调整策略。目前，它们的改革措施在其所属集团、省份、区域已经大面积推广。与此同时，企业探索创新的一些成功经验，也成为面上的措施全面推出。不久前，“双百九条”，也就是《关于支持鼓励“双百企业”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有关事项的通知》印发，其中明确，对科研、设计和高新技术类“双百企业”，科技人员确因特殊情况需要持有子企业股权的，允许报经集团公司或地方国资委批准后实施。这一政策改变了过去员工持股不能“上持下”的状况，打通改革推进的堵点，将激发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也将促进企业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总体上看，‘双百行动’在中央企业内部和各地国资国企系统内部都已经产生了明显的‘辐射’效应，以点带面、星火燎原的改革态势已经初步形成。”翁杰明说。“综改试验”启动同样作为综合性改革行动，上海、深圳“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与沈阳国资国企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专项工作（简称综改试验）日前已正式启动。“综改试验”期间，将允许驻三地的中央企业及其他地区国有企业根据综合改革需要，参照执行有关政策，真正实现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的良性互动，最大限度发挥改革合力。翁杰明表示，“双百企业”立足企业本身，希望通过改革释放活力，取得面上的经验；区域性综合改革试点则希望在行政区域范围内，为国资国企改革创造经验，两者相互促进。具体来说，“双百企业”在上海、深圳、沈阳所创造的经验可以复制到这3座城市的其他领域，这3座城市整体改革的统筹谋划，又将为“双百企业”创造良好的条件。两者互动，将为全国的综合改革提供示范。“综改试验”启动的同时，下一步针对“双百企业”也将有新的举措推出。据了解，9月起，将开展“双百企业”综合改革进展情况专项督察，落实“双百企业”动态调整机制，把改革主动性不强、措施不实、进展滞后的企业，坚决调整出“双百企业”名单；把更多改革意愿强烈、目标明确、措施有力的企业纳入到“双百行动”中来，加快培育一批国企改革尖兵。（记者李婕）(责编：王醒、王静)。[网连中国]北方10省份迎来强降雨 江南高温"超强待机"图为黑龙江水害线路抢险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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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名字原本都刻录在《洪武十八年榜进士题名碑》之上，但明成祖朱棣执政时，此碑被毁。
在产业观察家洪仕斌看来，手机厂商跨界电视行业，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智能手机市场的饱和，导致这些手机厂商需要寻找新的商业机遇；但另一方面，电视与手机、电视与用户的高交互频率，也为手机厂商带来了更多的想象空间，进军大屏领域才有更大的把握占据智能家居的入口。
在1945年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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