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只有充分认识到历史影视剧的当代价值、在创作中有机地统一影视艺术规律和辩证唯物史观,才能够不断创作出丰富多样的讲述历史故事、弘扬历史价值的影视精品。呈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中国有悠久的史传传统,敬畏历史、温故知新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智慧。当下,视听媒介成为大众文化主流,史传传统不仅体现在大量的历史影视剧创作方面,还进入到各种类型的电视和网络节目中。例如,2000年以来,出现了两类不同的以重新发现历史、重新叙述历史为主要目标的电视节目。第一类是以《百家讲坛》栏目为代表的具有传统说书人特色的历史讲堂类的电视文本。它们继承了演义和说史传统,将目光放在英雄人物和历史事件上,并在道德伦理和事功伦理的框架下寻找其与当下社会生活的结合点。第二类则是以《探索发现》等栏目为代表的另外一些电视文本。在考古部门的配合和社会科学的视角下,这些节目通过器物和空间来还原历史,通过去中心化的人物,展现出与前者不同的历史生活的面貌。影像媒介为我们在当代社会重新叙述和思考历史提供了独特价值。首先,视听媒介极大拓展了历史介入当代日常生活和精神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优秀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实际上承担着“公共史学”的独特功能,能够为当代社会提供个体身份认同的独特资源,并通过对历史的讲述和思考进而凝聚整个社会可以共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例如,纪录电影《二十二》不仅将纪录电影的票房纪录提高了一个量级,更重要的是引发了社会对于特定群体的关注和对于固有历史认识的反思。作为一种当代的大众文艺形态,电影艺术创作也提供了思考、研究和理解历史的新角度和新方法。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影视艺术已经积累出一套完整的视听语法和叙事规则,形成了多元化的影视类型。《芳华》对于青春类型的借用,《建军大业》的动作惊险样式,乃至于《妖猫传》的魔幻和传奇风格,其实都代表了对于历史的多元解读和当下视角,让我们对于历史进程中施加于个体身上的各种影响力有了切身体会。提升历史真实的艺术魅力由于题材的特殊性,中外的历史类影视作品虽然发展出战争、史诗、传记、传奇等众多的样貌,但都面临着众多挑战。首先,真实是历史的首要属性,追寻历史真相是思考历史和以史为鉴的前提条件,也是历史影视剧创作无法回避的问题。虽然视听媒介提供了一种可视的实在,但即使经过了严格考证的历史影视剧,也无法完全地做到像历史照片一样包含了百分之百的真实历史信息。即便是通过历史资料和亲历者口述等创作出来的纪录片,也仍然是一种有选择的、根据特定主题而展开的裁剪和重新组合。在影视艺术创作中回应历史真实的挑战,应当区分绝对的历史真实和影视作品中的历史真实感。相比于若干影视剧在台词、服饰甚至基本历史事实等方面的肆意穿越和“戏说”,《芳华》《绣春刀》等影片在对于特定历史时代的准确重现和细节化描摹都较为成功。另一个例证是,近期屡获国际顶级电影节提名的历史人物传记片《至暗时刻》,为了渲染丘吉尔在接掌英国首相之后面临的困境,改写了内阁成员在讨论与德国媾和时的实际立场,并加入了他在重压之下重新考虑求和的“合理想象”。但这些改写正面地促进和印证了人物塑造和行为链条,并且符合大的历史框架,并没有在历史认识和真实感营造上带来颠覆性不适。第二个创作挑战则来自于主题陈述方面。历史的讲述不应当仅仅是史料的堆砌和罗列。有闻必录式的简单模仿会弱化历史的力量。哪怕技术和效果再好、充其量不过是追求视觉奇观和戏剧强度的快速消费品。实际上,影视创作的叙事需求会迫使创作者和观众去思考历史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它的动力和规则是什么样的。《风声》《十月围城》的人物虽然是虚构的,但却展示出历史行动者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所作出的选择,展示了个体牺牲对于民族解放和追求进步的价值。探索积极正面的当代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创作,在探索主题陈述的过程中往往能从历史研究中获得启发。例如,纪录片《大明宫》和电影《妖猫传》都试图探索和复原大唐的“时代精神”,这与西方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的启蒙主义学者所进行的对“文化模式”的研究如出一辙。80年代后期新历史主义思潮引入中国,不仅影响了纪录片对于平民视角和纪实手法的探索,而且促使了将单线大写的历史分解成众多复线小写的历史的努力,《一九四二》等作品借助多角色、多角度、多侧面的讲述,在个体与时代的张力和结构中成功探讨了历史的规律和人性的价值。在“形似”和“神似”的基础上,历史影视剧还应做到沟通历史与当下,寻找到历史故事在价值和情感层面与当代社会的沟通方式。对于当下社会来说,一部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究竟是否值得观看和思考,关键在于它能否在影视艺术创作的基础上发挥历史的当代价值。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处于国家发展的新的历史坐标。不论是坚持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还是创造性地转化优秀传统文化、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前所未有地需要发挥历史的当代价值。在影视创作中防止历史虚无主义和机械教条主义,发扬辩证唯物主义的史观,就是要通过文艺创作的方式回归历史真相,以史为鉴,温故知新。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作品应当通过贴近时代和观众的文艺形态、将历史还原为活生生的历史个体的人生道路和价值选择,探寻民族的优秀传统,回归主流价值并提炼出能够贡献于人类的正面能量和共享情感。统一战线两个范围联盟提法的由来两个范围联盟,是指爱国统一战线的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大陆范围内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团结全体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联盟;一个是大陆范围以外以爱国和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的联盟。
4月27日17时许,在排查了几十海里的海岸线和大小十几个渔村后,警方终于发现了阿贵踪迹,娄剑锋等人成功将其抓获。
学生间的交流可以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新能源汽车产销首次同比下降但下半年仍可期待 7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万辆和8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和%。
面向政府和企业客户市场,会结合网络的建设提供更个性化和场景化的5G服务,根据客户需求,一客一策,推出基于场景的多元化收费模式。
它们涵盖首都博物馆藏品的主要门类,包括瓷器、玉器、青铜器、佛教造像、金银器、书法、绘画、民俗、织绣、工艺杂项、石刻碑帖等。
“区”强调宜业、高精尖产业发展;“城”注重宜居和综合配套。
关于劳动与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创造了人类生活。
“《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是谁,是红学研究的一个大题目。
贵州省委组织部发出征求全省组织系统意见通知,在部机关设置意见箱,收集全省组织系统对省委组织部和部领导班子存在突出问题的反映。
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已难自保,则要充分利用准备好的救生器材逃生,或者迅速借助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能漂浮的材料进行逃生。周恩来生平年谱(1936年——1945年)1936年 4月9日夜,和张学良会谈,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识。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任中共代表到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7年 代表中国共产党在西安、杭州、庐山、上海、南京等地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7月,起草《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到山西开展华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对日作战工作。12月,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为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成员。1938年 参与领导长江局所属地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推动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建和发展。3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9月,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2月到重庆。1939年 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任书记,领导南方各省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推动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2月,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确定新四军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方针、任务等。3月,回祖籍绍兴,并指导浙江等省中共地下党工作。6月返延安。7月,因坠马右臂骨折。8月,赴苏联就医。1940年 3月,回到延安。5月,到重庆继续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1941年 1月,皖南事变发生。
而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另外一番景象。作为我国西煤东运的主要出海口,昔日的黄骅港烟尘四起、噪声隆隆。靠港停泊的煤炭货轮、穿梭往返的燃油卡车、高速运转的机械设备给港区环境带来较大污染,使黄骅港成为名副其实的“污染大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