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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赵永新）　　来源：人民日报。移动通信技术领先的美国,为什么会“误入歧途”？责编：邹松霖编审：张伟（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2期）最近有一篇《是谁谋杀了华为的竞争对手北电》，网上流传甚广，据说作者是一个叫作戴老板的写作高手。文章有点长，虽然不是专业性的论文，但是也涉及到一些技术问题，要想认真看完、看懂也不容易。应该说这篇文章对移动通信的发展历史讲得是比较清楚、客观的。他里面讲到的北电就是加拿大过去著名的通讯公司北方电讯。北电和美国的朗讯都是继承了电话发明人贝尔的衣钵，属于血统纯正，朗讯的贝尔实验室在科技界享有盛名。另一篇叫作《华为、北电和切尔诺贝利》的文章，作者自称是曾经在几家电信公司，包括北方电讯工作过的科研人员，他对前述戴老板的文章基本是肯定的，但是也略微表示了一些异议。我也曾经到北方电讯在加拿大和美国边境附近的一个研发中心参观过。这个研发中心风景优美，为研发人员建设的别墅群掩隐在森林之中。当时我看了一言未发，而内心波涛汹涌。我想我们国家什么时候才能为科研人员提供如此好的研发环境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啊？但是时间不到20年，世事居然沧桑巨变，北方电讯破产了，被肢解了，美国的朗讯也改换门庭了。过去名不见经传的华为倒成了美国举国要打击的高科技公司。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西方大公司买专利技术和标准时，华为在网罗人才北方电讯破产后，它过去的竞争对手都来抢食它的躯体，西方的一些著名大通信公司买走了它的专利技术和标准。这时华为也去了，但是华为的重点是网罗正失去工作的原北方电讯的科研技术人员，招聘成为华为的员工，甚至是一个完整的团队都挖过来。这为华为打开过去久攻未下的欧洲和其他地区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北方电讯的员工后来成了华为4G和5G研发的骨干。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我写的一篇文章《中国的芯片产业为什么不尽人意？》。文章中我讲到了4个关键要素：人才、资金、体制和产业链。我特意还解释了一下，尽管体制和其他3个要素相互之间都有紧密的关系，但是为什么我没有把有些文章中讲得最多的体制放在第一位？这是目前中国经济界最时髦的说法。大家看，无论是加拿大的北方电讯，美国的朗讯、摩托罗拉，还是法国的阿尔卡特，他们的体制都是一样的，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市场经济，可为什么这些巨头最后都垮掉了呢？所以我把人才放在4个要素的第一位。我的这一看法当然在网上的评论中也受到了一些非议，这是我事先早有预料的。这两天看到前述的两篇文章，有感而发，再把我在关于芯片那篇文章中的观点炒一次冷饭。在技术标准的选择上走了岔路，后来又想搞单边主义，美国最终误入歧途《是谁谋杀了华为的竞争对手北电》一文中讲到了一个细节：除了错失WCDMA之外，北电CEO扎菲罗夫斯基还押错了WiMAX技术标准。这门技术表面上是Intel、IBM和摩托罗拉等一众美国公司推动，实则背后推手是美国政府，后者用政治手段在3G标准提交截止9年之后，将WiMAX强行纳入成第四个3G国际电信标准。加拿大的北电紧跟美国，并不令人意外。后来的结局令人意外：WiMAX路线被欧洲等合谋做掉，北电大量投资打了水漂，无法转化成收入，2008年金融危机又让财务问题进一步放大。我在之前写的《从小学生到勇立世界潮流》这篇讲述中国移动通信发展历程的文章中，也讲述了基本相同的内容。我在第六节写道：欧洲在他们原有的技术基础上发展了基于FDD（频分多址）技术的4G标准。而中国的TD-LTE标准是基于TDD(时分多址）技术，但是TDD技术在信号上行和下行可以不对称，而FDD则上下行对称。TDD的不对称信号传输在4G阶段要传输视频等时却显示出优势，适合用于互联网。

　　比如，2017年12月7日下发的《关于对贾跃亭采取责令改正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就要求贾跃亭，就未能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借款承诺而进行改正，但贾跃亭并未履行承诺且未向北京证监局报送整改报告。

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也是一部将星闪耀的历史。

这种错位是如何造成的呢？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守门人自身的利益受制于她他所做出的评价结果以及被评价的公司。

“春华秋实，岁物丰成。

不过，广厦控股、广厦建设所持的浙江广厦股份屡屡被司法冻结、轮候冻结，联想到此前出现类似问题的乐视网及其实控人贾跃亭，不少业内人士依然表示担忧。

威尼斯（每年2500万游客）还表示，明年将对日间旅行的游人收取高达11美元（1美元约合人民币元本网注）的门票。

研究院的中试基地坐落在弥勒市工业园区。

”“生物岩石”实验据悉，泽亚团队将在模拟的低重力环境下研究用希瓦氏菌从月球、火星和小行星风化层模拟物中提取出铁的效率。

”拓斯达董事长吴丰礼说。

2019-08-1415:53二手平台不能沦为色情平台。

这些投资曾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年响彻大江南北的口号“要想富，先修路”就是这种作用的反映。然而时移世易，在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的传统基建渐趋于饱和，其对经济的拉动也出现了“边际效用递减”，同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也开始增加。在新形势下，如何把钱花好，让“好钢用在刀刃上”，就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为此，中央对症下药，开出两份药方：补短板与新基建。早在2018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召开专题发布会，表示要“确保把有限的资金投向那些能够增加有效供给、补齐发展短板的领域，推动高质量发展”。发改委基础司副司长马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还存在不少短板弱项，发展空间较大，是促进有效投资的关键领域。而在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新基建”的概念也被首次提出。会议指出要“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等投资力度，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短板”。如此来看，2019年7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点名”城市停车场，就是对之前“补短板+新基建”思路的细化和完善。正如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潘教峰所言：“投资新基建，不仅要补上传统意义上的基建短板，还要为长远发展打牢基础。”未来解决城市停车难题，离不开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基建从旁辅助。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停车场建设，正处于补短板工程与新基建工程的交叉点上。万亿级市场待挖掘城市停车场建设，不仅对于有效投资有促进作用，还有着成为消费新支点的潜力。城市停车场的市场有多大？据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发布的《停车行业发展白皮书》显示，仅2016年中国的停车消费已达4000亿元。抽象的数据背后，是实实在在的需求缺口。中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中国汽车保有量已达亿辆；汽车保有量超过100万辆的城市共有66个，北京、成都汽车保有量超过500万辆。与之相对应的，却是中国城市汽车与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