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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于国家发改委在2007年下发通知，明令旅游景区门票价格调整频次不得低于3年，为景区调价设置时间年限。但这一禁涨令效果不明显，一些景区将其作为门票涨价周期表，每隔3年就准备涨一次。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中国共有186家5A级景区，门票平均价格达112元。　　价格持续走高也带来一定弊病。国内景区中大部分为国有景区，其中资源多依附于当地自然资源和人文遗产，具备公共属性，过高的门票价格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抑制部分游客的出行旅游动机，限制对这些公共资源的分享。另外，这也会对游客在景区其他方面的消费带来限制，影响景区消费市场的扩增，景区门票依赖症更难缓解，更良性的旅游生态建设更无从下手，只能继续依靠高价门票，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5月底，湖南省桃花源景区、湖北省黄鹤楼等4个景区、山东省三孔景区等提出门票降价。　　湖北省武汉市发改委网站发布通知称，自6月1日起，黄鹤楼单人门票从每张80元，下调至每张70元；半价票由每张40元，下调为每张35元。湖北省的腾龙洞景区、龙船水乡门票价格均下调。另早从5月1日起，湖北省九宫山景区旺季门票价格由75元/人，调整为70元/人；淡季门票价格由60元/人，调整为55元/人。　　湖北之外，也有其他区域景区行动。5月10日起，湖南省桃花源景区门票价格由180元/人调至128元/人；6月1日起，山东省的世界文化遗产孔庙、孔府、孔林即三孔景区门票价格由150/人元降为140元/人。　　客观来看，此次多个景区门票降价，无论降价几何，多少已有门票降价带头作用，但相对更大体量的景区，声势还较弱，更多的景区还没拿出实质降价举措。　　积弊短期难除　　国有景区门票降价有政策，也有路径，但积弊已久，要在更大层面和力度上推进也不是易事。在原国家旅游局规划专家王兴斌看来，景区门票降价后实行多业态经营模式，也要因地制宜，看自身条件是否能够做到。比如杭州西湖景区，于2002年10月取消门票，成为全国第一个免费开放的5A级景区。数据显示，2002年杭州旅游总人数为万人次，旅游总收入为294亿元；到2015年底，游客总人数已达亿人次，旅游总收入亿元，分别增长倍和倍。　　王兴斌认为，西湖景区取消门票，带动游客前来观光游玩，延长了停留时间，增加了旅游总收入，这是有条件的，西湖景区和市区紧密结合在一起，具备多种消费业态和环境，有条件推动游客更多消费。但如果一个景区远离大城市或人口集中区域，远离集中消费的旅游集散中心，能否在门票降价或免门票的情况下，实现多种业态经营，结论还不肯定。　　他认为，有些景区因资源禀赋或环保生态限制，偏于观光型景区，要变成一个综合消费的休闲旅游景区，存在一些客观条件限制，比如一些自然保护区内的风景名胜区，在新业态打造方面会有一些顾虑或限制。　　此外，新旅游产品、新业态以及更长产业链的打造，都需要人才及开发水平提供保证。王兴斌认为，在推进国有景区门票降价过程中，政府应该更多履行责任。一些景区单靠自己降价，幅度可能有限，主要因为这些景区的开发建设、日常维护和服务、环保水电等支出如果完全靠自己投入，不太可能推动门票降价。　　王兴斌建议，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在财政收入允许的条件下，当地政府应该承担国有景区一部分公共设施的建设和公共服务责任。比如政府进行统筹，将国有景区上交的收入拿出部分返回给景区，用以补贴其日常运营支出。而对于景区门票降价多少、怎么降价等，不能一刀切，要根据景区本身的情况具体来定。他认为，目前大部分国有景区自负盈亏，如果上述条件不够成熟，单靠景区自身去推动门票降价，很难坚持下去，可能降价幅度很小，或者速度很慢。　　打造非门票经济　　景区门票降价，一大要义在于倒逼景区摆脱对门票的过度依赖，实现自我转型。在谈及境内景区门票降价时，湖北恩施利川市旅游委主任吴曼丽曾表示，降票价是景区自我加压、转型的举措，有利于推动旅游业从单一的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由景区景点游向目的地游转型。王兴斌也认为，上述景区在门票降价后，要想其他办法，更多地开辟收入来源。　　千禧一代是文旅业消费主力，旅游业年轻化趋势明显，个性化、体验化需求提升。旅游+推进下，产业融合加快，研学旅行、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文旅新业态频出。同时，人工智能、5G、物联网、VR、AR、云技术等技术创新，为景区智能化水平提升、打造新业态提供技术支撑。　　此外，按照规划，2020年，我国高铁通车总里程将达3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达万公里，民用机场将达约260个……出行的更便捷化，传统的旅游消费边界将大为延伸。　　深大智能集团董事长汪早荣建议，针对目前旅游市场在非标及体验式产品的供给方面存在严重不足的问题，应发挥自身的资源和本地化人才优势，重点突破产品创新。比如打造体验式产品服务，同一个景区采取不同打法，通过研学、亲子、公益活动等寓教于游；发展旅游+产品，打造核心流量+夜游项目，提升消费客单价。　　绿维文旅控股集团董事长林峰表示，景区如何能够按照一年四季+白天+晚上进行开发、建设、运营、营销，实际上是景区发展中最核心的问题。他认为，在后景区时代，把观光性景区与养生、度假、休闲整合起来，同时结合地产、度假、产业发展形成跨越式延伸，实际上已不仅仅是一个景区开发的问题，而是区域的综合开发。基于这种模式，景区的盈利结构从门票到休闲产业，到地产，再到养生、养老服务结构，再延伸到城市化开发的综合收益结构。高福源为周恩来张学良会谈穿针引线　　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对东北军进行争取”成为当时统战工作的重中之重。东北军的家乡被日本侵占，蒋介石却把他们调来打内战，造成绝大多数官兵不满。这为红军开展统战工作创造了最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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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梁秋坪、张雨)。宁夏固原西吉：一根“红军粉”牵出致富路　　宁夏西吉县兴隆镇王河村的村民在码放“红军粉”(7月25日摄)。

除了为本科生开设专业影视课程，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还通过暑期专业硕士班讲授、中小学语文教师短期培训等方式，在广大西部地区推广影视教育。

洪仕斌说：“因为彩电业的革命，寄托于传统的彩电厂商是不可能的，当年乐视做互联网电视失败了，但乐视的策略其实是正确的，智能家居讲了很多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关键是没有将终端路口打通，真正的智能电视没有被开发出来，这就给华为一加们留下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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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操秀英）(责编：栗翘楚、庄红韬)。每4人就有1人休退学 台湾大学生到底怎么了　　台湾少子化问题近年对高校招生冲击不小。各校正为招不来新生伤脑筋，却发现入校的学生也可能中途休学或退学。台湾教育部门最新统计显示，2017学年台湾大专院校休退学人数超过30万人，占大专生总数的%。几乎每4人当中就有1人休退学，比例之高令人咋舌。究其原因，“志趣不合”和“工作需要”排在前列。　　十年寒窗求学苦，为何如此轻易就离开？面对如今近乎100%的高校录取率，重新择校变得没那么难。四年学成毕业薪资还不如高中生，自然让人心生退念。当然，原因还不止这些。　　“最坏也不会没学校念”　　根据台湾教育部门统计，2017学年大专校院学生退学人数达91531人，再创新高且连续两年退学人数超过9万人，令人忧心就读人数“回不去了”。退学理由以“志趣不合”、“逾期未注册”为主，加起来超过总人数一半，人数明显多于选择“经济困难”的人。　　2017学年新增办理休学率为%、相应学生有78220人，休学理由主要是“工作需要”、“志趣不合”。该学年台湾大专校院总休学人数（新增办理休学加上休学而未复学）超过20万人。再加上退学人数，休退学人数超过30万人，而大专生总人数约为127万人，意味着近1/4的学生选择休退学。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台湾开启教育改革，推动“广设大学”政策。随着大专院校数量变多，录取率由昔日两三成跃升至接近100%。考大学不再像“过窄门”，选择也大大增多。有台湾学生坦言，过去自觉念错了院系，只能在原校寻求转系，现在则大可休学重考，说不定来年可以考上更好的学校。“大学录取率都100%了，最坏也不会没有学校念”。　　现实是，有人在休学后重新出发，找到了人生方向。也有人在“长假”后走向迷失，甚至沦为“啃老族”。　　不合预期便提前离场　　尤小姐曾就读台湾某私立大学观光系，因不愿在校学习观光理论而想直接到职场汲取经验，大二时不顾家人反对毅然休学，提前踏入社会。4年过去，她按部就班读完学士和硕士的哥哥姐姐还在为求职而苦恼，她却早已进入按时发薪、年终还有配股的科学园区公司，且存够人生“第一桶金”100万元新台币。“所以，我很庆幸当初的正确选择！”　　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经济系的林志翔，在大学期间一度因为志趣不合而选择休学，历经一番探索后才复学。“原本以为会有更多实务类课程，却发现经济系跟想象的不一样。休学的时候经过思考，复学后才另外去修企业管理、行销类课程。”　　从台湾桃园市永丰高中毕业的彭宬说，“明星高中”有不少升学咨询的相关资源，有些大学还会组织体验营，这些都是高中生认识大学及其院系的机会，而自己所在的社区高中没有相关咨询资源，当时对大学的认识可以说是零。　　就读于台湾台中市卫道中学的张启慧说，高中里有辅导室可以咨询科系，也会有学长学姐帮忙模拟面试，但无法对院系给太具体的建议。以满分10分来说，自己那时对院系的认知大概只有4分，即便上网查资料，也无法理解实际上在学什么。上大学后会发现，台北的学生很早就可以知道大学相关资讯，南北的资源差很多，所能获得的资讯量也有不同。　　既浪费资源又浪费青春　　“很简单，就是大学太多！”对于台湾大专院校逐渐走高的休退学率，台北商业大学校长张瑞雄认为，许多人因为大学好考就进去，念到一半才发现念不下去，例如读数理专业一定要学微积分，修餐饮科的学生工作辛苦等，有人忍受不了就中途离开。读到一半去工作的学生也很多，因为很多家庭需要小孩自行支付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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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夏成的个人体会，也折射出很多韩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亲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