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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史雅乔、章斐然)。参考日历 | 在那一天，中国帮助非洲实现了多年的梦想7月14日报道人们将会记得，7月14日是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实现它们多年来梦想的一个日子。这句来自《赞比亚时报》时任副主编弗朗西斯·卡索马一篇特稿里的话，描述了43年前发生的一件大事：1976年7月14日，贯通东非和中南非的交通大干线坦赞铁路正式开通。众所周知，坦赞铁路是中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从1965年中国派出勘察设计团队前往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开展全线踏勘，到1976年正式通车，再到2017年5月，由中国援非承建的全线采用中国标准的蒙内铁路竣工，报纸记录了外媒对这些象征爱的铁路的重要历程。尚未开建便引起西方不安在坦赞铁路正式开通前的几年时间里，这条铁路备受世界瞩目。外媒一直关注它的前期筹备工作，只是有些报道字里行间充满了复杂的情绪。看到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有些国家感到中国在非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而他们对此的反应，似乎是……害怕了。1967年7月，当时的坦赞铁路还在勘探过程中，英国《每日电讯报》就刊发了这样一篇文章，表示如果中国人取得成功的话，他们就将打通一条路线，直接跨越非洲大陆……西方要么设法进行竞争和用更便宜的投标办法打进去，要么待在一旁等待中国人的过火行动。两个月后，路透社也刊发了一篇文章，这次西方的外交官表示担心，如果坦赞铁路真的建成，中国最后可能在非洲中部找到一个坚固的基地。这还没完，随后的1968年和1969年，德新社又发两篇文章，一篇是攻击中国建设坦赞铁路是输出革命，一篇是害怕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对非洲产生不良影响。无论这些外媒当时的报道充满了多少柠檬的味道，坦赞铁路在几年后的建成和平稳运营都用实力让这些谣言不攻自破。第三世界的胜利是自力更生早在1969年底，当时的坦赞铁路还未正式动工兴建，日本《朝日新闻》就刊文提到，坦赞铁路的建设费几乎全部是中国方面提供的无息贷款。据说，约有三千名中国的技术人员支援坦赞铁路的工作，此举更加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誉。1970年，也就是坦赞铁路正式动工兴建的那年，坦桑尼亚报纸《坦桑尼亚旗帜报》和执政党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的机关报《民族主义者报》都发表评论，为中国、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之间的友好、合作和团结热烈欢呼，并赞扬中国给予的兄弟般的援助。除了增进国际友谊，这条铁路还有一个不可替代的意义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能够实现真正的自力更生。评论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通过采取的兄弟般的援助行动使赞比亚有可能取得更为有意义的自由，使坦桑尼亚有可能开发这个国家的重要地区。"《多哥新闻报》这样评价坦赞铁路它代表了第三世界的胜利。对当时这两个非洲国家来说，它们最需要的胜利便是自力更生。英国《泰晤士报》这样阐释：促进发展而不是仅仅提供援助……中国提供的援助大部分目的在于使受援国得以迅速在某一工业部门自力更生。日本《东京新闻》认为，坦赞铁路的建成不仅让坦桑尼亚的港口可以更好地被利用，而且对当时年产铜七十万吨的赞比亚来说，终于可以把出口铜的渠道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蒙内铁路是中国在非又一力作围绕在坦赞铁路上的光环很多。日本《经济学人》说它是非洲的曙光，坦桑尼亚《星期日新闻》把坦赞铁路形容成世界奇迹。这些几十年前的外媒撰稿者不知道有没有想到，中国人在几十年后又为非洲创造了另一道曙光、另一次奇迹。当地时间2017年5月31日11时10分，由中国企业承建的蒙内铁路（肯尼亚蒙巴萨－内罗毕标轨铁路）首班列车发车。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在夸赞中国承建铁路让肯尼亚人受益的同时，还顺带吐槽了一下自己的国家修建铁路的速度，我们听说，英国人斥巨资建造公路，但他们从未建成。但如果你看到两个中国人干活，你就知道，那条公路将在两个月后建成。
西方学者赫斯曼1983年从文化市场学的角度提出了关于文化艺术产品适宜消费者的三个层次论，赫斯曼认为：文化艺术产品因其具有抽象性、主观体验性、非实用性、独特性和整体性五大特点，而不同于其他产品。
（综合新华社记者周文其、丁梓懿和本报记者连锦添报道）(责编：曹昆)。姚晨首当监制 电影《送我上青云》为都市女性发声 “这部电影探讨了生老病死、女性的生存与性，最后的落脚点是爱。”这两天，姚晨马不停蹄地出现在影厅中，与不同行业、不同背景的观众交流对其新作《送我上青云》的观后感受，同时分享自己对电影、女性表达和个体生命关怀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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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是现代经济的血脉，中国要发展，就需要进口大量能源，特别是环境友好型能源产品；中国要蓝天，天然气更紧缺，别忘了，去年煤改气，一些地方还一度爆发了气荒。
” 高福源到达甘泉红一方面军指挥部后，彭德怀迎接了他。更让高福源感动的是，身为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与他同住一个窑洞，并长时间深谈。原籍东北鞍山的政治部秘书长周桓则天天陪着他参观红军营地，并参加红军与东北军被俘官兵的联欢会。当“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高福源禁不住落泪。在中共的帮助和教育下，高福源迅速觉悟，拥护中共的主张，并自告奋勇回去说服张学良。 1936年1月中旬，高福源从瓦窑堡回到东北军在洛川的驻地，面见张学良的心腹大将王以哲，要求向张学良面陈机密要事。在西安的张学良接到王以哲的密电后，十分高兴，他正为“剿共”是一条绝路，损兵折将、代价惨重而苦于无计可施。第二天一早，张学良就驾驶他的座机飞赴洛川。 张学良见到高福源后，为了考查他是否靠得住，还假意怒斥了一番。高福源说了在红军中的感受，讲解共产党联合全国抗日御侮的诚意，并劝说“少帅”同共产党联合抗日，争取打回老家去，还将周恩来的亲笔信交给张学良。周恩来在信中写道：中国人不应该打中国人。杀死骨肉兄弟以饱狼腹，非人类所为。此信和高福源的讲述与张学良的感受和主张相吻合，打动了张学良的心怀。张学良于是下定决心，让高福源立即返回瓦窑堡，请红军派正式代表来商谈。 经过高福源的秘密穿梭往来，红军高层与东北军上层建立了接触关系。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王以哲军长在洛川谈判后，又与张学良举行会谈，两军实现了全面停战，为联络方便还交换了密码。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与20位红军高级将领还联名发布了《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为协调同东北军部队的关系，中共中央致电张学良，请令其部队不要超过庆阳、镇原一线。红军则以该线以北地区为根据地，并由此向西进取固原以北及豫旺县地区。而后，红一军团人马西进至豫旺县的豫旺堡(今属同心县)和固原县的七营川、清水河一线，在这里，红军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建立红色政权和争取东北军的工作。 通过高福源的联络、传信，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与张学良、王以哲会谈。2月25日，李克农一行抵达洛川。因张学良临时有事赴南京，遂暂由王以哲代为商谈。经过开诚布公的协商，双方达成停战协定。3月4日张学良返回西安，即飞赴洛川会见李克农，并希望同毛泽东和周恩来会晤。 4月9日，周恩来偕同李克农从保安到延安，在清凉山下桥儿沟的一座天主教堂里，与张学良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共商救国大计。会谈至10日晨4时结束，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以及帮助东北军部队进行抗日教育等具体协定，还达成六条口头协议。 此次会谈的成功，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扩大做出了重大贡献。党建生产深度融合 辽河油田结对帮扶助扭亏原标题：党建生产深度融合 辽河油田结对帮扶助扭亏 记者采访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公司（以下简称“辽河油田”）采取党群部门结对帮扶亏损单位的方式，帮助企业解困扭亏，推动了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实现了高质量发展。 具体而言，今年3月，在辽河油田党委推动下，公司党群部门分别与一家业绩考核靠后的亏损单位结对，组建了“党委组织部——油田建设公司”“党委宣传部——筑路工程公司”“党委办公室——辽河工程技术处”等7家帮扶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