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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锋强调，《联合声明》只是中英间双边文件，内容不涉及其他国家。
一家成熟的高科技创新类企业，不仅仅需要研发类的高端人才，对于优秀的中高职人才，也有很大的需求。拿大疆创新举例，大疆创新是一家融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市场销售、服务等多环节的企业，其中适合中高职学历的岗位需求约占总体人力需求的50%-60%。
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国内经济发展持续增添动力，还创造了国际合作新方式，维护了人类和平发展。
儿童幻想小说在中国刮起的“魔幻风”，令我国本土作家也积极创作幻想型儿童文学作品以飨读者，代表性作品有汤萍的《魔法小女妖童话系列》《魔界系列》，殷健灵的四卷本《风中之樱》，薛涛的《夸父与小菊仙》《盘古与透明女孩》等。这些作品呈现系列化、多卷本的特点，富有幻想色彩，有的还融入了我国传统神话元素。如同“哈利波特”一样，系列化、幻想型成为新世纪我国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趋势，我国儿童文学终于插上幻想的翅膀，“飞”了起来。目前，新世纪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主要存在引进多、本土创作少，跟风多、原创少，城市多、农村少、题材分布不均匀，生产多、推广少等问题。此外，还有儿童小说人物塑造的脸谱化、同质化现象。这些问题的源头，恐怕还得归结为原创力不足，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一些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想象力缺乏。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使得本土原创儿童文学难以摆脱存在的某些教育和训诫的色彩，“太多的教化色彩，让我国大多数儿童书疏远了其阅读主体——儿童，从而为西方那些充满奇异幻想、符合儿童天性的儿童书的进入大开了方便之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哈利波特”系列会在中国掀起这么大跟风模仿的浪潮。因此，新世纪外国儿童文学汉译带给我国本土儿童文学创作的启示之一，就是要进一步放飞想象力，将中国传统的神话传奇元素融入奇妙瑰丽的想象之中，为孩子们构建一个兴趣盎然的幻想天地。新世纪外国儿童文学汉译带给我国本土儿童文学创作的第二大启示，就是如何将儿童文学的类型化与文学性完美结合起来。一般来说，文学作品走向类型化的时候，往往会部分地牺牲文学性，而文学性强的作品，又较难类型化。儿童文学亦然。新世纪以来，我国儿童文学创作日渐向类型化靠拢，可读性加强了，但某些领域的艺术性却降低了，在类型化的进程中甚至出现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现象。相比而言，“哈利波特”系列却将儿童文学的类型化和文学性完美结合起来，成为老少皆宜的作品。我国目前的类型化儿童文学总体显得较为幼稚，文学性不足，与成人文学的分界十分明晰，但是“哈利波特”系列却以它深厚的文学性、丰富的知识性、悬念迭生的情节结构、生动形象的语言修辞等，超越了传统儿童文学的边界，模糊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界线。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佐哈儿沙维特教授指出，“罗琳通过提供一个次要的故事模式就打发了年幼的读者，这个次要的故事模式就是哈利波特与朋友们为战胜邪恶而经历的冒险”。这种历险故事在成人文学中俯拾皆是，但是将它老练地用于儿童文学创作中，并且加入成人文学中的哥特式小说元素和神话传奇故事，构建出一种新的魔幻小说模式，并非每个儿童文学作家都能做到，但是罗琳做到了，因此她成功了。新世纪以来，我国儿童文学的类型化趋向催生了一大批同质化的儿童文学作品，如何从中脱颖而出，成为让新一代儿童文学作家绞尽脑汁的事，或许“真要比高下，到头来，还是得到文学性上去找出路，还是得到纯文学中去吸取营养”。“哈利波特”的成功告诉我们，新世纪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应该将类型化与文学性更好地结合起来，如此才能真正尝试与国际接轨，成为世界儿童文学大家庭中的一员。由上可见，外国儿童文学汉译对我国本土儿童文学创作的影响和启示是积极而深远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成功告诉我们，中国儿童文学创作需要进一步丰富题材与想象力，促进类型化与文学性相结合，才能真正做到寓教于乐，起到怡情、生趣、教育、激发想象力等多重效用。（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世纪外国通俗文学汉译研究”负责人、西安外国语大学教授）。“冰淇淋元年”资本大涌入 品牌难培育这个夏天，我国冰淇淋市场迎来集体爆发。
目前，科研能力仍是衡量职业院校师资素质的重要指标，陈乐平表示，“硕士、博士科研能力较强，再加上一定的企业实践经历，更有利于技术攻关和创新，提高技术服务能力。
儒家学说中的博爱，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连接各少数民族的润滑剂和黏合剂的功能，亦因之促成了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和睦。
平壤外国人学校幼儿部的宋老师18日早晨见到本报记者时，高兴地讲起来：“习近平主席马上要来朝鲜访问了，我们都非常期待，相信此次访问一定会很成功。
一是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记者在东京见到他时，他刚从长野县出差回来，带回一本1928年出版的介绍当地海外移民情况的图书复印件。
资料显示，南天信息是专业的数字化服务提供商，于1999年10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即使隔天喝一杯也有很大的好处，中风风险降低了20%。
其一，认知式、交往式、合作式劳动成为数字劳动的重要样态，使得劳动者的自主性得以增强和张扬，并带来人的社会关系的新发展。与传统劳动相区别，互联网的合作原则已进入数字劳动领域。人的劳动的非物质因素增强，生产出可见的数字化产品以及不可见的数字服务。认知式劳动是主体通过概念、符号及思想模型等把握事物本质的认识活动和认识形态，试图为不同主体提供理解表达、解释与意义的资源和服务。交往式劳动是劳动与交往相互作用的最新诠释，以交往为主要表征的劳动获得了新的网络化语境，主体间共同分享着物质生活世界和价值符号世界。交往式劳动对主体的影响，涉及感情的生产、调节与控制，也可以表述为情感劳动，是一种生产或操控情感的活动，凸显了教育、态度、个性、亲和力等情感诉求。合作式劳动是以主体间交流、互动、协作等方式形成社会关系与合作，并最终创造社会生活本身的劳动。这种合作性并非由外界强加，而是内化于劳动活动自身。在这一场合，人与相似个体间的相互作用成为合作劳动的基本形式。合作式劳动注重营造基于集体协商的劳资双方自主建立的劳资力量的平衡态。这对于提升人的交往能力，凸显人的本质力量具有重要意义。数字劳动从形式上看，相比传统劳动样态更具人文性取向，积极的认知理解、合作互动、诚信轻松，富于沟通且有人文关爱，使得劳动的愉悦感增强。马克思提出劳动者是社会、是生产劳动过程的主体，在这一情形下得以彰显。社会交往的网络化数字化，使得人与人之间情感、审美乃至社会关系进一步和谐、丰富和通畅。马克思劳动二重性阐释的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在物质性、社会性维度得以发展。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于，这是否意味着劳动作为社会不可避免的强制性活动，会逐步过渡到使得每个人都能进行自由活动的社会需要的发展状态？其二，数字劳动背景下劳动空间和劳动时间变化的新图景，使得“自由劳动”成为可能。数字技术和全球化使得以雇佣劳动为主导形式的工厂劳动逐渐退居其次，“全球工厂”“社会工厂”成为现实。劳动者“从封闭的、等级森严的、劳资关系僵化的工作场所转移出来，进入日益自发的、分散的、合作的人力资本网络，这种网络能吸引企业内外的知识和资源”。工厂将其边界拓展到社会的所有领域，传统工厂的特征在社会的一般性中迷失了自己。马克思的时间观强调，时间是空间的本质，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数字网络下，传统意义上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的区分越来越模糊。企业劳动者有机会参与管理，完成工作，并且劳动效率更高。知识型员工每周享受一定的休假，去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项目，成为时潮。数字劳动的价值创造既离不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更离不开数字生产者的个人时间或自由时间，而这恰恰提供了自由个性、爱好、兴趣、才能的发展空间。传统雇佣关系之外的劳动活动非常活跃，反思这些劳动，思考“自由劳动”与剥削的关系，“自由劳动”与共享发展的关系，个人谋生手段与自我发展需要之间的关系，这既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发展面临的新课题，也是对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其三，数字劳动鲜明的社会性和创新性，为人的自由创造活动提供了更大舞台，也为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数字经济下知识型员工成为最高产的劳动者，劳动目的主要是创新而非生产。社会性是数字经济根本性特质所在。互联网通过无数个节点把人与信息、行为和彼此联系起来，通过连接和赋能，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新兴业态不断涌现，个人空闲时间和技能通过互联网平台变现、大众通过移动互联平台参与劳动、协同设计众包制造等成为现实。传统企业所谓“公司+雇员”的架构已向“平台+创客”的新结构转变，企业成为一个平台网络，每个人都是网络上的ID即价值单元，在社会化平台中独立完成某项任务。传统产业链上的分工劳动者开始变成价值链上的创造者。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个人完全可以凭借专业能力在平台空间发挥最大潜能，告别公司拥抱平台已成为新的取向。劳动者是否具有创意，决定了数字经济的财富创造法则。创新是数字劳动的重要推动力，它包括对产品、系统、流程、营销和人的持续改善。信息的流动速度实在太快，有价值的技术和创意转瞬即逝，与时俱进并及时深入地洞悉顾客需求和期望，提供更高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持续创新创造成为必然要求。在这一背景下，人的需要从单调的物质性需求跃升为精神性需求、美的需求、创造的需求、交往的需求等综合性需求，也由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动态性、丰富性和充实性。其四，数字劳动者工作和就业方式呈现出新的变化，为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马克思曾经设想，在未来社会，发挥和发展人的能力将成为目的本身。数字劳动下知识型工作者将取代传统意义上的体力工作者。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吸引、保留和持续开发知识型员工的能力，并为他们提供创新环境的能力。对员工来说，有被认同、被接收和被赋权的需求。薪水不是员工为企业付出的唯一目的，甚至不一定是最重要的目的。向员工赋权的变革意味着传统经济中的岗位会大量减少，包括接线员、行政管理人员、体力工人、销售人员等。对女性来说，在数字化虚拟空间中，数字工作不分男女，性别的差距模糊了。对社会阶层来说，白领工作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很多行业的工作如农业、建筑业等成为知识型工作，既形式多样又能很好地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多功能工作学习系统，能有效整合数据、文本、音乐和视频。数字劳动摧毁了不少传统工作和岗位，同时也带来新的工作机会，带来更有趣、更有创意、需要更高技能的职位。“自我雇佣”“自由就业”的就业方式应运而生。数字经济成为一个崇尚个性、鼓励个性充分发展的时代，一旦摆脱旧的生产模式、生活方式的约束，人的想象力就会插上翅膀，创造性就会像喷泉一样涌流而出。其五，数字劳动价值创造释放的巨大能量，有利于人的潜能的发挥。
(责编：马昌、袁勃)。十九大报告中的网信工作关键词【导语】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很多内容和要求，都与网信工作密切相关，其中创新、改革、意识形态、安全、合作五个关键词值得关注过去的五年是极不平凡的五年，十九大报告中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给予充分肯定。与此同时，党的十八大以来，网信工作从第一次正式提出到不断发展和巩固，成效突出。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互联网事业快速发展，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扎实推进，取得显著进步和成绩……”网信工作涉及方方面面，涉及安全和发展的关系等基本问题。正是因为过去五年网信工作不断夯实的牢固基础，保障和促进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各领域长足发展。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很多内容和要求，都与网信工作密切相关，其中创新、改革、意识形态、安全、合作五个关键词值得关注。创新：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网信工作的核心是发展，发展的动力是创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十九大报告指出，过去五年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是用信息化手段培育新动能，不断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数字经济时代开创了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是当前最大的创新，对信息技术水平提出急切需求的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信息技术水平快速提升。数字经济浪潮正在掀起，数据正在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信息基础设施、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正在成为新的基础设施，企业组织结构正在发生变革，政府治理模式也在发生变革。在数字经济覆盖之下，创新无处不在。我们正处于这一创新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要抓住这一重要历史机遇，按照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要求，“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创新为根本动力，不断提高技术水平、科研水平和信息化水平，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强国提供有力支撑。改革：深度融合形成新动能网信工作的突出表现是创新，新技术新应用不断产生，新业态不断出现，网信工作发展需要改革。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过去五年里，信息技术发展水平迅猛提升，互联网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互联网+”时代开启并不断掀起高潮。在“互联网+”发展的推动下，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业态为创新发展提供持续的支撑和动力。十九大报告中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也将直接指导下一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互联网+”深度融合的实现以及新经济发展的不断加速。意识形态：网络是争夺的主战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党经受住重大风险考验，着力解决了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严肃党纪，大力反腐。在艰难的时期里，难免有一些杂音，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始终严峻复杂，在网络环境下尤为突出，意识形态领域争夺的主战场就在网络，网信工作的重要内容是维护和实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十九大报告中专门提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明确“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过去五年里，网信领域以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为核心，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主动作为、改进创新，通过建章立制、专项行动、平台宣传、阵地建设等综合工作，打造清朗网络空间取得实效。未来，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还需进一步服务于意识形态工作大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重要指导，坚定党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强化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确保网络意识形态领域持续安全。安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网信工作的关键是安全。十九大报告对安全问题站位极高，围绕国家安全问题展开论述，明确“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始终在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强调各项具体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家安全观，是综合统筹的总体安全观，旨在构建集十一种安全于一体的国家安全顶层设计，这是在“网络空间是第五疆域”的理论上的更高站位。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互联网普及率持续攀升，互联网已经逐步成为人类生产生活的必备工具和平台。与此同时，安全问题变得更为尖锐和突出，牵一发而动全身，单一领域的安全不能保障整体安全，需要统筹设计，确保总体安全。国家安全是安全领域最根本的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是总体安全观的根本要义。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具体领域，可以体现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科技安全和信息安全，但是同时又具有更广泛的内涵，涉及领域众多。网络安全问题既涉及外部安全，也涉及内部安全；既涉及传统安全，也涉及非传统安全；既涉及自身安全，也涉及共同安全。因此，网络安全问题有着丰富的内容和重要的任务，对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保障网络安全是互联网时代国家安全的基础。具体来看，十九大报告要求，未来要“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强化安全教育和意识，“推动全社会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这也是指导网络安全工作的基本方针，未来要始终明确，网络安全问题的关键在人，强调对人的教育，提高人的意识，是保障网络安全工作的根本。只有建立起最广泛的网络安全社会共识，实现最广泛人群对网络安全基本技能的掌握，才能真正实现全面的网络安全。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与发展是党一直坚持的国际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网络时代体现得十分深刻。网络治理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对的时代考验，直接关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根本保障。我们正身处于前所未有的网络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封闭地应对挑战，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形成安全的孤岛。解决网络治理问题，需要形成广泛国际共识，促进各方主体参与，形成治理体系。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只有“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未来，我国作为有责任的大国，应当在网络空间治理问题上积极作为，主动呼吁，通过双边、多边合作，积极参与网络空间治理问题的国际规则的讨论和制定，形成世界范围的广泛合作，致力于网络空间有效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禹：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责编：赵光霞、宋心蕊)。经济透视：金价持续走强映射避险需求 一段时间以来，黄金价格持续走强。6月底，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创下2013年5月以来新高，最高报价达每盎司美元，近日仍在高位调整。由于黄金的金融属性远高于商品属性，黄金价格的走势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有很强的相关性。 本轮黄金价格的抬升始于2018年下半年。同期，世界经济在持续一年多的同步强势回升之后开始放慢，贸易投资活动显著减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今年1月和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两次调低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世界贸易组织5月20日发布的最新世界贸易展望指数也跌至近年来最低水平。 黄金价格持续走高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 首先，美元强势不再令金价获得显著支撑。面对经济下行风险增加，各经济体呼吁货币宽松的声音再起。欧洲央行声称正在考虑更多刺激措施，有可能将利率从目前的低点进一步下调。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等国已经开始放松货币政策。美国经济近来增长势头减弱，最新的通胀、制造业PMI等多项指标不及预期。美联储主席在本月10日的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将采取必要行动维持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巩固了此前的美元降息预期。上个月，前两年的强美元走势就已发生逆转，美元指数6月份下跌%，包括黄金在内的贵金属价格因此得到显著支撑。 其次，各国避险意识增强使得黄金再受热捧。“美国优先”政策和英国“脱欧”拉锯战等因素，导致市场不确定性增强；多个热点地区冲突不断，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在这样的背景下，避险资金大量涌入黄金市场，各国央行也在增加黄金配置。据世界黄金协会报告，2018年全球央行新增官方黄金储备651吨，同比增长74%，为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全球央行净购买量最高的一年。今年一季度，全球央行黄金储备继续增长，新增购买量吨，为6年来最高水平。 目前来看，国际政治经济风险并未消散，避险需求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继续支持金价保持高位态势。不过，过去持续飙升的局面很难再现。一方面，世界各国已普遍认识到需共同应对和化解风险，刚刚结束的二十国集团峰会通过的大阪宣言表明，各方致力于实现自由、公平、非歧视性、透明、可预见、稳定的贸易和投资环境，为世界经济注入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