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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既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坚实基础，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营商环境如水，当企业在市场中如鱼得水，中国经济定会生机勃勃、活力无限。以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努力，化作企业发展的动力，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伟力，优化营商环境就有这种魔力。8月13日，广东省省长马兴瑞主持召开全省促进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议强调，要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推动“数字政府”建设，为企业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真正实现“服务优”。从《广东省深化营商环境综合改革行动方案》到《广州高新区（黄埔区）建设广东省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实验区实施方案》，无不展现我省在打造全国最优、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上钢的意志、铁的决心。企业的痛点、群众的槽点，就是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支点。政府审批事项偏多、政务服务流程偏长、工作人员办事效率偏低、办事耗时偏长……是长期以来企业和群众反映的焦点，也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点。在这方面，广州高新区、黄埔区对部分审批流程相对简单、承诺办理时限相对较短的行政许可、行政备案和公共服务事项，实行“即来即办、即来即批”的“秒批”。譬如，开具保税区进口自用物资征免税证明事项，原审批层级3级、法定办理时限为5个工作日，经过改革之后，审批层级压缩为1级，真正实现了“秒批”。快人一步，领先一筹。抢抓先机、率先起跑，对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意义非凡。“秒批”之举，正是快速开闸，让企业全速起跑，为其在市场上抢占先机创造条件。当然，营商环境的短板和问题不仅仅体现在审批环节上。揆诸现实，企业负担仍需进一步减轻、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有待深入解决、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水平必须持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还要逐步加强……虽然，不同领域深化改革的要求和所用“工具”不尽相同，但都需要“秒批”意识。“秒批”体现了以企业为本的用户意识，彰显了公共服务的效率意识，这两种意识都弥足珍贵。有了用户意识，就有了使命感和责任感，就会用企业的眼睛看问题、用企业的脑子想办法、用企业的口碑来评价，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手就能按到企业“痛点”，对症下药让“药效”更可观。有了效率意识，就有了危机感和紧迫感，就会以速度来审视行政权限下放、审批事项精简、服务流程再造、新技术应用，就会用效率来考量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成效，让企业有更多获得感。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运用，广东“数字政府”的建设，让诸多便利化效果得以迅速实现，这正是效率意识之体现。深化“放管服”改革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动的是“奶酪”，碰的是利益，难度可想而知，必须敢啃“硬骨头”且找到好办法。广州高新区、黄埔区用“秒批”意识倒逼改革，让公共服务提速、营商环境优化，值得外界持续关注。(责编：李仪泽(实习生)、董晓伟)。培育新动能人才是关键（链接）我国的人才规模和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独龙江乡政府办公室，记者看到一份清单：珠海市荷包村资助50万元，援建村级卫生室；姚基金资助100多万元，援建九年一贯制学校学生宿舍；力品深圳书友捐赠体育器材、书本文具，价值人民币20万元…… 八方支援，助力独龙族群众迈上小康路。
但这句话现在已经被普泛化，让某些文艺青年、小清新或者早就成熟得想得很明白却表现得格外天真的朋友异常感动，他们常引用这句话来说事。其实，什么比喻都有自己的局限，这个说法也不是没有可探讨的空间。 比如《水浒传》里的牛二。他就是街上的一个混混，吃饭都不容易，是个社会弱者，或者叫流氓无产者，他没什么权势，是一颗毋庸置疑的鸡蛋。
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也应当对相关企业多一份理解和包容，在购买产品的时候增加迭代风险意识，对产品的迭代进步形成“长远来看是利好消费者”的客观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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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不让须眉，3位“最美科技工作者”是中国女性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她们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己任，用责任、毅力与担当，书写着创新奉献的故事，她们以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真谛，有力弘扬了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展现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良好精神风貌。参加发布仪式的科技工作者代表纷纷表示，这些“最美科技工作者”的事迹感人肺腑、振奋人心，生动诠释了“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将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科技报国为民的初心，把个人理想自觉融入国家发展伟业，接力精神火炬、奋进新的长征，汇聚起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建设的文化使命国际论坛举办 本报澳门8月12日电（记者毛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建设的文化使命国际论坛”12日在澳门开幕。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德国、美国、葡萄牙、韩国、日本、新加坡、巴西等的60多位专家学者将围绕大湾区的文化建设展开研讨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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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989名中小学生家长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的受访家长称孩子在暑假视力下降了，感觉孩子暑假视力下降的初中生家长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