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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1969年 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
中奖秘诀：心怀梦想始终坚持两位幸运的中奖者一夜之间成为了古城辽阳热议的焦点，虽然很多人不认识他们，但都从心底里羡慕他们，也很想像他们一样拥有如此的幸运。
多年后巴金回忆，“沈从文把他那间房子让给我，我可以安静地写文章、写信，也可以无拘无束地在樱花林中散步，我们有话便谈，无话便沉默。
一位在深圳工作的黎先生告诉记者，个税大礼包使得他一个月的工资涨了1000多元，如果算上年终奖，预计他这个春节会比以往多三四千元。
但是，近年来，由于管理人员年龄老化、思想观念陈旧，供销社商品经营范围与总量逐渐萎缩，“三农”服务功能发挥有限，供销社的影响力逐渐弱化，基本靠资产出租度日。
政府工作人员在给孔先生的回复中表示，“若不予立案，再到玉泉区劳动监察大队进行协调解决。
如此方能保障父母自身权益，并避免儿女成家而反使父母陷于经济困窘之境地，此亦为敬老之应有道义。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首次开展巡回审判原标题：一堂生动的知识产权公开课“该案争议焦点归纳得非常精当，该案判决将成为非常好的知识产权‘教材’，我们将组织学生进行学习。”“该案庭审是一次知识产权专业知识的现场教学，让我们受益匪浅。”7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首次赴外地开展巡回审判，公开开庭审理了上诉人王业慈与被上诉人徐州鹏程水泵厂（下称鹏程水泵厂）等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系列五案。来自南京大学、河海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数十名师生代表前来旁听，他们不仅见证了庭审现场的唇枪舌剑，还在庭审后聆听了一堂该案合议庭法官主讲的“知识产权课”。庭审中的唇枪舌剑“我发明的专利技术对水泵领域是一大革新，五被告使用该技术，侵犯了我的专利权。”“涉案专利技术属于现有技术，多家水泵厂很早就已经使用，只不过原告将该技术提交了专利申请。”庭审中，原告和五被告针对多个争议焦点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该案原告王业慈于2009年2月27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了一件名称为“电机壳为焊接件的小型电潜水泵”的发明专利申请，并于2012年5月2日获得授权（专利号：）。“涉案专利解决了传统电潜水泵壳壁厚大、重量重、用料多、制造成本高等问题，相关专利产品一经推出即获得争相抢购。”王业慈认为，鹏程水泵厂、徐州华盛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华盛公司）、徐州九龙水泵厂、江苏精工泵业有限公司、徐州天龙机电制造有限公司等五被告未经其许可，生产销售侵犯涉案专利权的产品，给其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应承担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的责任。据此，王业慈将鹏程水泵厂等五被告起诉至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南京中院），请求法院判令鹏程水泵厂等五被告立即停止专利侵权行为，分别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或者30万元不等。“这是学生告了师傅！”对于王业慈的指控，鹏程水泵厂等五被告显得非常气愤。他们认为，在王业慈提交专利申请前，多家水泵厂早就使用涉案专利技术生产潜水泵，涉案专利属于现有技术，没有新颖性和创造性，不符合专利法授权规定的条件，其已就涉案专利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提出无效宣告请求；被诉侵权产品是依据现有技术生产和制造，其生产和销售行为不构成侵权，且王业慈主张的侵权赔偿数额过高，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法院驳回王业慈的全部诉讼请求。南京中院经审理认为，被诉侵权产品与在先产品机壳的区别仅在于卡簧的设置和位置，而这一区别已为被告华盛公司在先的涉案机壳图纸所公开；同时，被诉侵权产品下端环内孔设置卡簧与在先产品机壳端部设置卡簧技术特征并无实质性差异，因此，被诉侵权产品使用的是现有技术，鹏程水泵厂等五被告主张的现有技术抗辩成立。南京中院遂作出驳回原告王业慈全部诉讼请求的一审判决。随后，王业慈不服原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受理该案后，考虑到涉案产品实物较重，运输不便，尤其在侵权比对以及现有技术抗辩比对中需对潜水泵产品进行拆解，拆解步骤以及拆解后的比对较为专业，远程视频审判尚不能满足该案事实查明的需要。该系列案件六方当事人均在江苏，选择在南京开展巡回审判可以有效减少当事人诉累。基于上述原因，合议庭决定开展巡回审判。法庭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围绕在先潜水电泵的生产日期是否在涉案专利申请日之前、华盛公司的QT(J)D145-04A机壳图纸中的技术是否为涉案专利申请日前已经为公众所知的技术、该案的现有技术抗辩是否成立等争议焦点进行了质证、辩论。庭审持续两个多小时，合议庭宣布法庭将择期宣判。庭审后的普法课堂“在最高人民法院层面设立专门审判机构,实现全国专利等技术类案件飞跃上诉属于世界性创举。自今年1月成立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已经收案700多件。”庭审结束后，该案合议庭法官、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诉讼服务中心负责人等向旁听的高校学生讲解了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设立及职能，并进行了问答互动，相当于为学生们上了一堂知识产权普法课。该案是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首次开展巡回审判，法院在选择巡回审判案件时有哪些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诉讼服务中心负责人廖继博向学生们介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诉讼便民问题，以智慧法院信息化建设和巡回审判为抓手，开展高效便民的案件审判。比如，此次审理的案件有多件证物，每件证物约150斤，当事人运输证物成本较高；再加上该案要拆解证物，不适合进行远程视频审判，法庭从方便当事人的角度，选择对该案进行巡回审理。”现有技术抗辩是该案的一个主要争议焦点，那么，现有技术抗辩在司法实践中面临哪些难点？该案合议庭法官张晓阳介绍：“现有技术包括使用公开、文献公开和其他方式公开等，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被告主张使用公开，如何确认产品的使用时间是一大难点；有的现有技术是实物，在审理过程中，要将实物表现的内容通过文字形式表达出来，如何对其进行准确的归纳是另一难点；第三个难点是在技术比对过程中，法官无法通过统一的标准对被诉侵权产品和现有技术进行相似性比对，只能根据具体案件，通过庭审调查、证物勘验等方式进行考量。”“能够现场聆听该案庭审，对同学们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现场教学。”河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惠明在接受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庭审不仅涉及知识产权法律问题，还涉及技术问题，而大部分法学院学生只了解法律，不懂得技术，这也提醒学生不仅要学好知识产权法律知识，还应掌握常见领域的技术知识。河海大学法学院学生徐文婕旁听了此次庭审，她在接受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这次庭审我们都受益匪浅。庭审围绕被诉侵权产品是否落入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进行了充分的辩论，是知识产权专业知识的一次现场教学。此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对涉案侵权产品进行了现场拆解分析，为我们上了非常生动形象的一课。我们一直以来接受的都是法律专业知识教学，今天亲临现场，发现知识产权跟专业技术联系紧密，这也督促法学学子在学习专业知识外，还要加强对相关技术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为以后从业打下坚实基础。”首次巡回审判的四大亮点本次巡回审判是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巡回审判制度的第一次实践。自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揭牌成立以来，结合工作实际开展了多项制度创新。鉴于案件管辖覆盖全国，法庭专门建立了巡回审判制度。该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在便利当事人诉讼、加强法治宣传以及统一裁判尺度上具有重大意义。该案巡回审判既是落实法庭巡回审判制度的良好开端，又将为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完善积累经验、总结成果。便利当事人诉讼，减少当事人诉累。由于各方当事人住所地均在江苏省，且涉案产品实物较大，运输不便，此次前往南京进行巡回审判能够有效减少当事人诉累。该案法律问题具有典型性。该案主要争议焦点为现有技术抗辩是否成立，同时又涉及现有技术抗辩与先用权抗辩之间的关系。该案的审理不仅有助于厘清相关法律适用，对于统一裁判标准更是具有积极意义。延伸审判职能，加强法治宣传。通过延伸审判职能，向公众呈现了一堂生动的知识产权法治公开课，进一步提高了公众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增强了公众对中国知识产权司法审判的认识。（本报记者冯飞）(责编：林露、吕骞)。为什么我建议99%的人，买完房再结婚？ ——凤凰网房产北京刚过去的七夕，全国各地都有不少的新人选择在这一天领证结婚，甚至有些凌晨排队只为领到七夕第一本结婚证。而中国式结婚，除了双方认可，父母祝福，无论是漫长的恋爱马拉松，还是相亲的闪电相识相连，结婚了住哪里一定会成为双方甚至是双方家庭必定讨论的内容。有一座逃不过的大山横在婚姻面前，那就是——婚房。有些人要求必须买房，有些人也可以过。
职业教育改革没有固定的模式，需要学校、企业、产业乃至行业共同研发新的培养方案。
沿着访谈的线索可以廓清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哲学发展的清晰线索和脉络，有助于更好把握哲学所表征的时代精神之精华，实现哲学思维和民族思维的有机融合，推进哲学的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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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我国尿素淡储承储企业一直缺乏避险工具，面临较大经营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