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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菲律宾媒体报道，当年晚些时候，中菲两国警方在菲律宾突袭了一个赌博团伙，逮捕了近80名没有合法移民证件的中国公民。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李明江说，中国警方在这些行动中发挥了出谋划策的作用。实体书店换了新面孔（消费万花筒）指尖翻动着《我们仨》，空气中飘来阵阵咖啡的香味。近日，北京高二学生林凌参加由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举办的主题活动。“书店的装修很精致，还有咖啡店和自习区，在这里看书觉得非常舒服。”林凌说。眼下，实体书店正在应对手机阅读、网络书店、电子书等带来的挑战，在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的推动下，迎来新一轮的转型与发展，逐渐形成“书店+咖啡店+零售+讲座”等“书店+”的新商业模式，大量书店走进商业购物中心开设新店，演绎出不同于传统书店的新业态。实体书店正在加快转型步伐。2016年，《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印发，要求加强城乡实体书店网点建设、推动实体书店与网络融合发展、提升实体书店信息化标准化水平等，并提出加强财税和金融扶持、提供创业和培训服务、简化行政审批管理等政策措施。2019年北京持续推动全市实体书店建设，市级财政将投入1亿元扶持200家实体书店，同时在全市加快阅读空间、书香驿站等阅读场所的建设。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张作珍表示，实体书店目前面临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和倡导读书的利好大环境。进一步推动书店经营理念和服务模式创新，老书店一样可以焕发新的生命力。转型后，书店不同于传统的“购书”场所，除了书籍零售之外，还会提供更多增值服务：书店里的咖啡店和花店满足白领放松休闲的需求；安静整洁的阅读区是年轻人最喜欢的地方；定期举办的学术沙龙和讲座使书店往多元化方向发展……许多书店成为具有文化属性和多元体验双重意义的文化生活空间。一些转型较早的书店已经成为城市文化的新地标。越来越多书店加入到转型升级的浪潮之中：北京的涵芬书院内部古色古香，升级后打造全新的复合阅读空间；北京外文书店在7月举办“暑期外语学习类图书展”，集中展示外语学习类图书和各级读物，涉及英、法、俄、西、韩等语种，受到家长和孩子的欢迎。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认为，在近两年的转型发展当中，实体书店已经不是一个单纯只卖书的场所。它的经营模式越来越丰富多样：有的书店与学术沙龙结合在一起，有的与文创产品的推广展示结合在一起，还有的与手工制作结合在一起。现在的书店越来越变成一个综合性的文化场所。但转型的过程中也会面临阵痛。

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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