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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12-01 13: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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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中央督导组调来了2018年的文件,发现牛基民曾经几次主持、参加过拨付资金的会议并提出了具体意见。中央督导组成员再次找到区行政执法局局长牛基民谈话,希望他能够正确面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和问题。  但牛基民面对政府文件上的签字和相关内容,依然矢口否认,是我,我也不知道,不知道是谁伪造的我记不清我在不在会场上了,这事我肯定不知道。  对此,中央督导组认为,他这种行为就是政治体检不通过,对党不忠诚,对人民不忠诚,从而向上级有关部门进行了反映。谈话当天,牛基民等3人被哈尔滨市纪委监委采取了留置措施。  在此次调查中,呼兰区原区委书记朱辉、原区长于传勇、副区长刘东、区城管局副局长胡树河、区国土资源局副局长王洪军等涉及到城建、环保、国土、税务、住建、城管等多个部门16名党员干部因涉嫌渎职、收受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被依法采取了留置措施。16人当中,有4人已退休在家,还有4人被查时已调离呼兰区,但是,在任期间他们都以各种方式为涉黑犯罪组织提供了保护。  官员在被调查时,总有些人与牛局长一样,心存侥幸,不甘在党纪法规面前束手就擒,故作理直气壮,或态度嚣张,总觉得只要自己不说,谁都无计可施。  安徽省宿州市泗县黄圩镇时邵村原党总支书记顾翠英,给巡察组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很另类,脖子上戴着大粗金链子,见面一坐下就从口袋中掏出两部手机,啪的一声放在桌上说说吧,有什么要问的……。这哪像个党员干部?还是个女同志。一副老大的做派。在市委巡察期间,顾翠英安排村民在巡察组驻地对面蹲守,探听举报情况,并威胁:你不告诉我,我到时也能知道,调查还能不通过我吗?    重庆市武隆区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张晓江在接受审查时叫嚣:我没有问题,我是被诬陷的。你们最多关我3个月,到时候还得放我出去!用坐不住、站不稳、听不清、答不出对付执纪审查人员,还撒泼耍横、侮辱工作人员。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港口区政府原副区长、党组成员吴保剑面对市纪委有关领导的约谈不以为然,矢口否认自己的错误,还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劳苦功高、工作出色、成绩显著。  ……  但无一例外,在强大的反腐态势、严密的监督网络之下,没有人能侥幸逃脱。  对抗组织调查实则罪加一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规定,有干扰、妨碍组织审查行为的可以依照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教授杨鑫铨认为,只有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以眼里不揉沙子的认真劲儿贯彻执行新《条例》,让制度长牙、纪律带电,使铁的纪律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通过抓纪律避免党员干部犯更大的错误,不让干扰巡视巡察现象再度重演。  任何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反腐败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巡视永远在路上,党的建设创新也永远在路上。干部违纪违法,与其时刻提心吊胆,不如诚心改过。主动坦白,争取组织宽大处理,才是唯一的出路。港媒:深圳机场加速发展 有望成大湾区国际航空枢纽8月15日报道港媒称,分析人士说,13日香港国际机场连续第二天的业务瘫痪已经损害了香港的声誉,并可能促使航空公司重新评估该机场作为大湾区主要航空运输枢纽的地位。他们还指出,北京正致力于扩大该地区其他机场在未来几年接待预计将增长的客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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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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