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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生活垃圾管理不能“一刀切”，不宜规定全国统一的生活垃圾分类方式。 但现行的垃圾分类标准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用列清单的方式难以涵盖数千种垃圾成分，也不利于居民记忆。更重要的是，后端要有分别处理的手段。 新京报：目前各地生活垃圾多分为四类，有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分类？ 王维平：要细化，分得越细，后期处理越方便，可回收垃圾也越值钱。但具体细化到什么程度，根本上还取决于后端处理水平，只有处理设施和手段达到了相应标准，才能往下细分。 此外，生活垃圾分类方式应遵循由简入繁，循序渐进的原则，不能急功近利。对各个分类要标注明确，易于居民理解和操作。 谈垃圾治理法规 完善法规生活垃圾分类有法可依 新京报：北京很早就开始推行生活垃圾分类，为什么多年来实际成效不明显？ 王维平：1995年，我刚从日本回国，那时国内一些社会环保组织已经在发动生活垃圾分类，政府也很支持。但当时大家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系统性、需要的条件、合理的分类方式缺乏全面认识，没意识到后续的产业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多方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前面分类，后面混装混运，混合处理，没有效果。 2008年，北京选了3000多个小区作为试点，实现居民分别排放，各类垃圾分别运输，分别处理和加工利用。这时后端的各种处理设施和产业链已经形成，条件就比较成熟了。 法律不完善是另一个原因。1995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此前没有关于垃圾的法律，但该法律没有涉及垃圾分类。2005、2013和2016年对这部《固废法》进行修订，但修订后没有提及垃圾分类。 2017年，全国人大组织《固废法》执法检查，这部法律再次进行大面积修改。今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修订草案，明确要求加快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系统。 今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也将提请至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进行首次审议。法律法规将进一步完善。 这些条件具备了，垃圾分类才开始有法可依。 谈农村垃圾处理 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设施 新京报：你何时开始关注农村垃圾问题？ 王维平：2006年起，我开始关注农村垃圾处理问题。北京行政辖区面积16400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约2700平方公里，目前的垃圾管理统计数据只是这2000多平方公里的建成区。余下的农村情况，刚刚开始介入管理。 新京报：农村和城市垃圾管理有什么不同？ 王维平：农村面积大，人口少且居住分散，人员结构相对简单，垃圾怎么分类、运收和处理一直是个难题。大型垃圾焚烧处理方式，低于600吨/日，垃圾焚烧不能产电，填埋场要达到1200-2200吨垃圾/日，使用寿命20年以上，每吨处理成本才最低。但农村没有那么多垃圾产量，运输到其他地区处理，需要付出昂贵的运输和处理资金。 新京报：怎样解决农村垃圾处理的问题？ 王维平：我认为要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垃圾处理设施，就近就地解决，得有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摸索运营经验，当然更应该明确统一的责任部门，统一核算。 谈我国垃圾问题 超1/3城市面临“垃圾围城” 新京报：目前中国的垃圾问题有多严峻？ 王维平：随着国家人口、城镇化率、居民消费水平增长，垃圾问题越来越突出。根据住建部此前披露的信息，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 新京报：垃圾围城会带来什么问题？ 王维平：带来的首要问题是污染。垃圾污染土地、水、空气，影响人体健康，造成呼吸道疾病、痢疾、癌症等疾病发病率提高。 其次是资源浪费。垃圾填埋场使用的土地，填满后成为一座垃圾山，彻底丧失使用价值。垃圾中混有大量玻璃、金属等可回收利用资源，如果不加分类直接填埋，会造成资源浪费。 越来越多的垃圾还需要投资购买更多垃圾车，增设处理厂，给社会增加经济负担。 新京报：怎么解决垃圾围城问题？ 王维平：最优对策是减量化，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减少垃圾产生。1989年，东京的垃圾产生量达到峰值，由于推行了垃圾减量化行动计划，到2018年，东京垃圾产生量比1989年减少了56%。 还有资源化和无害化措施。资源化就是把垃圾中有价值的部分进行再利用；无害化是在垃圾收运、储存、处理的全过程中减少或避免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新京报记者黄哲程。迈上小康路生活变了样（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来自一线的蹲点调研） 得知要去独龙江，记者心头一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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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的言行举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领导干部个人的问题，儿子（夫人）的言行，往往是领导干部内心独白的曝光。 严春风的落马，并不是因为他对夫人疏于管教，而是因为他大肆收受贿赂，将权力当成了赚钱的筹码。此案的大量细节显示，严春风将权力看得至高无上，一直为获取更高的权位而深谋远虑，连正常离婚都不敢如实报告组织，只因为怕引起组织误解，认为自己不负责任。欺瞒组织，是为了得升高位。有这样追逐权势的丈夫，前夫人受其影响，嚣张跋扈，以权压人，又有什么好奇怪的？ 那些被坑爹的李刚们，表面上是被不谙世事的家人所坑，但究其获罪之源，无一不是因为自身的贪腐。如果自身没有问题，家人一时的言行不当，并不至于导致严重后果。正是因为自身出了问题，家人的言行才会特别出格，才会成为举报线索。 笔者所在地有一位交通局长，其子常驾驶豪车招摇过市，对此该局长宠溺无边，连约束教育的话都没有一句。许多人都暗自猜测，该局长肯定有问题。不幸而被言中，儿子倒是没事，老子进去了。能说儿子坑爹吗？前面所述的公安局长及浙江被通报的这位副县级干部，纵容其子奢靡享乐，甚至充当儿子涉黑保护伞，最终连儿子都栽了进去。这种家教家风，不是坑爹，而是坑儿。初心蒙尘的领导干部，才是家人的天坑。 领导干部家人的言行举止反映了家风家教，而家风家教的变化则折射出领导干部个人的变化轨迹。坚持良好家风，不仅对社会有示范意义，更是能反过来影响领导干部自身的灵魂，促使领导干部时刻自省自励，保持初心。《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将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用权、修身、齐家视为一个整体，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正是家风家教的重要性所决定的。 愿党纪党规和近期的精彩案例，引起所有官员反思自省，从而以家风促政风，带动社会风气的整体好转。 廖德凯。两岸青少年在湘参加财商夏令营体验从“伙计”到“掌柜” 新华社长沙8月14日电（记者明星、陈思汗）盛夏的三湘大地骄阳似火，正在怀化参加“2019海峡两岸财商特训夏令营”的20多名青少年学员热情不减。
文/本报记者陈斯(责编：李昉、连品洁)。《初心一叶：党史中的人与事》编著者：曲青山吴德刚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责任编辑：潘鹏书号：978-7-5098-5151-7出版时间：2019年5月定价：元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之际，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副院长吴德刚主编，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业务人员撰写的《初心一叶：党史中的人与事》一书出版发行。毛泽东深入乡村问计于民，刘少奇如何做“一针见血的医生”，周恩来的十条家规，朱德让儿子当工人，刘邓大别山“约法三章”，陈云如何看待功劳，邓颖超的两份遗嘱，振聋发聩的耿飚之问，张劲夫“让车”救群众，吴西三过家门而不入，刘启耀为什么腰缠万贯却沿街乞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业务人员撰写的《初心一叶：党史中的人与事》，讲述了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82个故事。
《纽约时报》的评论写道，此次抓捕行动表明，军队和边境巡逻人员在边境加强执法，“对阻止移民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反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提高了走私门槛，吸引更多犯罪网络集团加入走私行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