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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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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苏皖给书店设计了大大的玻璃门，那样能让外面路过的人看到里面发生的事情，会觉得很美好。但现实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美好，书店刚开业时，她几乎发动了自己从小学到大学所有的同学，还有以前的同事来捧场，而热闹过后的冷清才是书店真实的一面，一天只会有三四个人走进来，还不见得会买书，有的是转转坐坐就走了。 李苏皖倒是沉得住气，“这些都是刚开始就想到必然会面临的境遇，来的人走了，说明这里不吸引他，也不必伤感；有的人进来看了很久书才走，说明他需要你但没有回报你，你应该再想别的办法让他回报你。” 多种活动构建文化社交圈 因为位置偏僻，光靠路过的人流维持经营不大可能。开业没多久，李苏皖着手结合书店以戏剧、诗歌、电影、艺术类书籍为主的特点，举办各种活动来“引流”。 书店是文艺的，在这里举办的活动也都非常文艺，有诗歌分享、交流，有艺术电影欣赏，还有戏剧主创交流、座谈活动。李苏皖有媒体和艺术圈的资源，尽管活动规模不大，但往往非常有创意或是很实在。比如他们曾举办青年诗人系列活动，连续四周每周六下午邀请青年诗人和读者分享他们的作品，最后还将十六位参加活动的诗人的代表作品汇编成册。为了保证现场效果，活动会收取少量费用，参加活动后又会以购书券的形式返还。 慢慢地，书店有了回头客，有了固定的收入来源，每天都会有新增的粉丝。平时较好的情况，一天能有二三十人进店，赶上双休日的活动能有上百人，书店也有了二百多位固定会员。这个数字看上去不多，但这些客人都是目的性很强的有效消费人群。让李苏皖最开心的是，活动结束时经常能听到有人说：“来这儿参加活动是我这一周最幸福的时刻了！”在李苏皖看来，当下实体书店应是一个复合状态，早期的图书消费功能已经弱化，现在来到实体书店的人一定还有更多的需求，有的人是为了体验文化现场，参加活动遇见有意思的人和事儿。 随着书店影响力越来越大，活动也越来越吸引人。今年5月，李苏皖在书店导演了一出浸没式戏剧《请和我跳最后一支舞》。书店做活动并不新鲜，但像这样把书店变为舞台、变成剧场的，在国内还是头一个。虽然整个团队并非完全专业，但是这个脑洞大开的想法，吸引了不少观众。三天演出，每场五十张门票，几乎都是自己买票来看的观众。很多人好奇书店里的浸没式戏剧会是怎么回事儿，慕名而来。最近几周，书店又与专业团队合作举办了一个即兴戏剧的培训，每周二有二十多人来参加活动，大都是年轻人。在他们看来，这不仅是一个学习戏剧、放松身心的活动，同时还具有社交功能，“我们这些单身的人平时工作很忙，下班后回家又没意思，不如来参加这样的活动，也能扩大一下自己的社交圈。” 读者幸福店主也骄傲 晚9时，书店快要关门了，会员郭女士急匆匆地进来。原来，第二天就要出差的她，赶着出差前把借的书还了，再借几本新书带在路上看。 郭女士是在一次参加戏剧活动时发现了“码字人”这块宝地，“我太喜欢这个地方了，这里的书跟其他书店很不一样。”其实家门口就有知名实体书店，但她还是愿意开车20分钟来这里看书、借书。听着郭女士的倾诉，李苏皖脸上露出满足的笑意，正是众多这样的铁粉支撑着她度过了过去11个月，并且更加期待未来。 刚开业没多久时，李苏皖发现每天傍晚都有一个穿校服的高中生来店里。一聊天才知道，他是附近一所高中的高二学生，想考中戏或电影学院，无意中发现了“码字人”，“在他看来，这儿简直就是一座宝库，都是他想看的电影和戏剧方面的书。”后来这个孩子又带来了他想考中戏的同学，把这里当做他们的艺考“培训班”。李苏皖还结识了几位对书店情有独钟的女孩子。她们在找工作和租房子的过程中发现了“码字人”，后来就在附近寻找合适的房源，希望自己能经常来这里休息一下。 读者的感受正是李苏皖的愿景，“希望大家能觉得书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所，可以在这里遇见各种好玩儿的事情、各种好玩儿的人，遇见更多创意、活力、新鲜和美好。” “码字人”和园区的合同，还有四年多，李苏皖相信自己会一直干下去，“经营这个书店，你会觉得自己没有虚度时光，因为你把时间用在了你认为值得的事情上，是很骄傲的事情。”（牛春梅）(责编：刘婧婷、丁涛)。一条留言助讨薪 内蒙古网友:20多农民工家庭能过好年！“我向您反映的水语青城小区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您是我们老百姓的父母官，二十多个农民工家庭这次能过个好年了！”当农民工孔先生和他的工友们的工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后，他又回到留言板，写下了一封感谢信。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14日会见记者时表示，近日激进示威者在香港机场的行为，极大破坏了香港的形象及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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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去年8月份，特朗普在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时就曾警告说，如果世贸组织不改变行为、使其更加有利于华盛顿，美国就将退出该组织。
韦昌进，山东省济南警备区副政治委员。 牛先民，陆军某预备役高射炮兵师副政治委员。 印春荣，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普洱市支队支队长。 麦贤得，原91708部队副部队长。 李中华，空军指挥学院训练部原副部长。 何祥美，73653部队原某分队分队长。 冷鹏飞，原81032部队副军职调研员。 林永年，军委办公厅某单位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蒋佳冀，95478部队部队长。 景海鹏，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级航天员。 程开甲，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正军职常任委员、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可以协商赔偿或继续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追究偷拍者和酒店的责任。
温阳东会长表示，米兰中文学校很多华人学生出生在意大利，一些华人青少年还没有机会回到家乡，一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图片展也就成为了孩子们了解祖(籍)国的一扇窗口。
开业3天来，这里迅速成为王府井大街上新的“网红打卡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