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年以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全球市场不确定性增加,国内经济也面临贸易战和改革深化的双重考验。新的市场与政策环境对于投资和消费有哪些影响?日前，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副行政总裁高东。

　　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副行政总裁高东

　　美国经济相对优势或在

　　2019年有所收敛

　　《金融时报》记者：虽然美国近期一系列宏观数据向好，但是如此长时间的经济扩张已经引发部分人担忧美国经济或许已经临近拐点。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如果本轮美国经济扩张迎来拐点，全球投资市场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高东：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对美国经济前景看法乐观，并且“不再需要低利率”以及“离中性利率距离仍然遥远”。这个表态有两个含义，一是明确了稳步加息的路线不动摇，二是如果通胀超预期，可能会采取更加激进的方式应对。10月2日至10月5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由3.05%迅速抬升至3.23%，引发了全球资本市场新一轮动荡。国债收益率快速走高，对美股目前较高的估值水平形成向下牵引。标普500当前的TTM市盈率为20倍，而金融危机以来的平均水平是15倍。10月9日，美股出现大幅下跌。当天，标普500下跌3.29%、纳斯达克下跌4.08%，并引发次日全球股市大跌。资本市场波动，不可避免地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冲击，导致避险情绪升温，短期资本流动也会冲击汇率稳定性。

　　展望今年第四季度，税改引发的个人消费能力增加对GDP的拉动效应将继续保持，美国经济大概率将延续景气走势。变数在于，11月的中期选举结果将为美国明年的政策走向增添许多不确定性。如果共和党顺利拿下两院，则特朗普二度减税有望实施，基建政策也可能成功落地，对美国经济再度进行强有力的刺激，将推迟美国经济达到顶点的时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将进一步扩大，从而增大美债的供给，而美联储按计划执行缩表，需求降低将导致美债收益率继续上行。如果共和党中期选举失利，美国经济增速在没有进一步财政政策的刺激之下可能快速到达本轮周期的顶点。这样的话，美联储加息节奏可能会受到影响，美债上行压力将得到部分缓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贸易保护主义对实体经济的真实冲击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IMF在10月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中首次发出了悲观警告，将2018年和2019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2个百分点，将贸易增长预期下调超过0.5个百分点。总体来看，美国本轮经济周期的拐点将在2019年逐渐明朗，其经济和货币政策的相对优势或将有所收敛。

　　从金融投资的角度来看，我们一方面关注加息进程；另一方面关注全球央行缩表力度对流动性的影响。美联储自2017年10月开始，逐步卖出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买入的4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按揭证券，起初是每月100亿美元，之后是每月300亿美元，然后提高到500亿美元，缩表的目标是2万亿美元。在美联储缩表的同时，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仍然保持每月600亿美元左右的QE,用以购买其国内资产，为其区内经济复苏提供资金支持。欧洲央行原本打算2018年年中停止买债，但受到英国脱欧和贸易战等政治经济事件而押后；但踏入2019年，欧洲央行也将把缩表行动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流动性紧缩的大背景之下，大型机构投资者必然会未雨绸缪，提前采取行动来调整资产组合。

　　固定收益市场方面，我们在今年年初提出了“上半场压缩久期、下半场提高信用”的应对策略。在美联储的加息周期的上半场，减持长久期债券，买入浮息债券。当前时点，考虑到未来大致还有4-5次、100-125bps的加息空间，这个阶段主要防范“肥尾效应”导致的市场风险，青睐较高信用等级债券。这类发行人的信用安全边际较高，即便遭遇市场流动性短期冲击，修复能力也更强。

　　权益市场方面，关注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的两个产业红利的边际变化：一个是全球化产业分工和自由贸易带来的效率提升，叠加中国大规模、长周期的城镇化进程；另一个是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流量红利以及伴随的高效率货币化。前者引导A股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后者直接影响到美股的高估值能否承受“均值回归”压力。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有条件通过庞大的内部市场摆脱“低增长高通胀”的阴影，具备消费属性的龙头公司应该作为长期投资的重点。美股的高估值，尤其是头部公司的高估值，是众多一致性交易策略的产物，与隐含波动性的变化强相关。如果全球股市和债市都进入不稳定状态，做多波动性不失为一个选项。面对若隐若现的避险需求，以及中长期通胀升温的担忧，黄金也有阶段性的配置需求。

　　内部消费需求或将促进中国

　　经济下一轮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