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五年以来取得了显著成效，实现了从愿景到规划再到实践的发展历程，不仅为加强全球国际合作、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提供了新平台，而且为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了新机遇。在这一过程中，长期处于发展缓慢状态的我国边疆民族地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获得了宝贵的发展时机，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由高速度向高质量的转变，实现了对外开放发展的新突破。其中，处于“一带一路”建设核心区位的新疆已经在陆路运输和国际航空港建设等领域独树一帜，其政策效应与发展效果尤为突出。但是，民族地区发展受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及历史因素等制约，依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而走出困境的根本路径则在于积极整合区域资源、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区域内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致力于产业化、品牌化、国际化建设，构筑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的发展战略。

　　自2012年以来，美国高调重返亚太，这对中国的海洋战略构成了一定压力，在此背景下，重视西向战略，重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不仅能够有效地进行战略缓冲，缓解地区紧张局势，而且能够创造战略机遇，促进地区发展。在此过程中，毗邻中西南亚八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的新疆是我国最大的沿边自治区，独特的区域位置决定了新疆必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通道以及核心区。

　　一、“一带一路”的逻辑：“节点—网格”秩序

　　是否有成熟的理论可以概括“一带一路”的学理基础或逻辑，或者说“一带一路”的自身逻辑是否超越了以往的相关理论？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既需要逻辑也需要原理论。从内涵来看，“一带一路”是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的超越。世界体系理论的逻辑是“中心—边缘”秩序，而“一带一路”的逻辑是“互利共赢”，即通过互联互通将边缘地带打通成为节点，节点之间形成网格，每一个国家都是“自中心”，由此国家在网格体系中实现公平与普惠（详见下表）。

　　在过去五年，“一带一路”建设有一个明显特征，那就是大多数重点项目建在边缘或半边缘国家，如中亚五国、中东欧十六国等，而且这些国家很多是“内锁国”（land-locked country)，如东南亚的老挝、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中东欧的捷克等。中老铁路、亚吉铁路、中欧班列等使这些“内锁国”可以联通海洋，变成“陆联国”（land-linked country)，实现了陆海统筹，由此共享全球化的红利与福祉。

　　虽然有人认为中欧班列运量有限，纯粹是“形象工程”，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其意义重大。截至2018年10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超过1.1万列，开行中欧班列的地方城市达到45座，目的地包括欧洲15个国家、亚洲11个国家，运送货物92万TEU(标准箱)。虽然中欧班列尚未达到海运的规模，但从国际关系层面和从全球公共产品层面来看，其对地缘政治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不是大国博弈，而是使途经的国家能够同时面向大西洋和太平洋，实现真正的开放与全球化。波兰前总理瓦尔德马·帕夫拉克（Waldemar Pawlak）认为，中东欧16国是位于德国和俄罗斯之间潜力巨大的地区，“一带一路”有效促进了欧洲与亚洲的贸易。他说，原来这些国家靠海运，但时间漫长，中欧班列的开通对中东欧国家特别是不靠近海洋的国家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欧亚一体化（Eurasia）这个概念原来离中东欧国家很远，现在感觉很近了。

　　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把欧亚非三大洲合起来看作茫茫世界海洋中的一个岛，并称之为“世界岛”，把欧亚大陆的中部看作是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在历史上，心脏地带乃兵家必争之地，是“供血”最不足的地方。而中欧班列大多数经过这一地带，这些班列如同欧亚大陆的“动脉”以及“毛细血管”，使城市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国家之间的活力逐步增强。

　　“一带一路”倡导新型的国家关系和世界秩序。在政治上，“一带一路”强调“互利共赢”，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的原则，不追求霸权地位。在文化上，“一带一路”价值观强调“通”，是典型的文明型力量，即承认差异，不是要改造对方，而是要在个体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实现集体的文明互鉴，并据此构建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总之，“一带一路”不能只是政策分析或政策解读，而是要有“原理论”阐述；不能总是讲“一带一路”不是什么，而是要讲清楚“一带一路”是什么，即它的具体内涵以及衡量指标究竟是什么。本文认为，“一带一路”的逻辑有三个层次：一是中国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三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每一个层次都各有主体侧重、衡量指标以及理论基础（详见下图）。